那些标本上标注的肝功能数据，跟最终提交给审评中心的报告完全对不上。原始标本里的ALT值，是报告数据的四倍！
他把标本交给了一个人保管。那个人的名字缩写，是H.L.。
“远舟，听我说。”周悬压低声音，“从现在开始，不要主动联系任何跟当年课题相关的人。你的手机和邮箱，默认它们已经不安全了。”
“老师！”
“你今天用的这个号码，通话结束后立刻换掉。”
“我知道了。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您。”陈远舟的语速突然加快，“上周第二次约谈结束后，审查组的人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导师当年拒绝签字，是因为数据造假，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这个问题，我们迟早会当面问他本人。’”
周悬睁开眼。
客厅里，小果在拍手唱儿歌，沈初夏跟着她打拍子。阳光透过纱帘落在地板上，干净而温暖。
“老师，他们要来找您！”
“我知道。”
“那份原始数据，您还留着吗？”
周悬没有回答。
“老师？”
“远舟，我问你一件事。”周悬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手术步骤，“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姓霍的？名字的首字母是L。”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
“霍临川。”陈远舟说出了这个名字，“药理系的博士后，2017年在实验室待了八个月。老师，您不记得了？”
“他跟您同一个课题组。PHAS-03的灵长类毒理实验，动物模型的给药方案就是他设计的。”
周悬当然记得。
霍临川，三十一岁那年从波士顿回国，进了协和药理系做博后。他安静，话少，实验记录写得比论文还要严谨。
他设计的给药方案被课题组采纳后，PHAS-03的毒理数据第一次呈现出完整的剂量反应曲线。
也正是那条曲线，让周悬第一次发现了数据篡改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