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应，没有资金，他在后厨洗过盘子，在街头挨过黑帮的毒打，被移民局追得在下水道里躲了三天三夜。
后来，他开起了这家快餐店，一开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里，他娶了一个同样偷渡来的女人，生了两个孩子。妻子前年病故，孩子们去了外州上大学，嫌弃他是个只会颠勺的厨子，很少回来。
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菜市场进货，晚上十一点关门，应付卫生局的突击检查，给收保护费的黑帮递烟赔笑。
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底层华裔。
但在某些记忆里，顾承安看到了另一面。
地下室里，有一台短波收音机。王军会在每个月固定的日子，戴上耳机，记录下一组组枯燥的数字。
他是一枚深潜的闲棋，也许一辈子都不会被启用，也许明天就会收到赴死的指令。
记忆的深处，最强烈的情感不是恐惧，不是抱怨，而是刻骨铭心的孤独。
他想家。
他想回那个已经变得极其陌生，只能在报纸和新闻里看到高楼大厦的祖国。他想去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想吃一碗正宗的豆汁儿。但他知道，只要指令不来，他这把老骨头就得烂在异国他乡的泥土里。
“你的餐好了，一共十二美元。”
王军提着塑料袋走出来，打断了顾承安的思绪。
顾承安接过袋子，从兜里掏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递过去。
王军找零。
顾承安没有接那八块钱，而是深深看了眼前这个背脊佝偻的老人一眼。
他帮不了王军，隐蔽战线有隐蔽战线的纪律，没有上级的指令，万万不能私自联络。
顾承安在心里面默念了一句，“后继者顾承安向老同志敬礼，异国独行，万望珍重！”
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
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王军这样，将青春和热血甚至名字都埋葬在黑暗中的人，才有了如今那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强大国度。
他们没有军功章，没有鲜花，甚至在档案里都不存在，他们只有信仰。
坚不可摧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