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他的工厂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他在这个工厂里干了三十年。
他记得小时候在炉火旁玩耍，记得父亲教他看炉温，记得第一次炼出好钢时的欢呼。现在，一切都完了。
“卖。”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破风箱，“三千就三千。”
谢苗诺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支票，填上数字，递过去。
厂长接过支票，看了一眼，手指在发抖。他转过身，看着那台熄了火的炼钢炉，眼泪流了下来。
谢苗诺夫站在旁边，沉默了很久。
“先生，这些设备到了东北，会重新烧起来的。”他说。
厂长没有回头。他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风从他的大衣领口灌进去，他打了个寒颤，但没有动。
谢苗诺夫转身走了。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身后，厂长还站在那里，看着那台熄了火的炼钢炉，一动不动。
芝加哥。彼得罗夫站在一家倒闭的机械厂的仓库里，四周堆满了机床、铣床、刨床、钻床。
设备上的油漆还没掉，导轨上还有油光，有些设备甚至还裹着出厂时的油纸。
厂长的儿子站在旁边，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打补丁的工装裤，眼睛里还有不甘。
“彼得罗夫先生，”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尽量装得很硬，
“这些设备都是最好的。我父亲经营了三十年，从来没有亏待过它们。你给的价格太低了。一千美元，连一台好机床都买不到。”
彼得罗夫看着那些设备。他走到一台铣床前，摸了摸工作台，平滑如镜。
他走到一台刨床前，看了看导轨，没有磨损的痕迹。
他走到一台钻床前，摇了摇手柄，转动灵活，没有一点卡顿。
“年轻人，”他转过身，看着那个年轻人，“你的父亲是个好工匠。这些设备保养得很好。但时代变了。
你的工厂倒闭了，不是因为你父亲的活不好，是因为大萧条来了。整个国家都在破产，不是只有你一家。”
年轻人咬着嘴唇，没有说话。
“这些设备，留在这里，只能生锈。没人会买，没人会要。
银行来收资产，当废铁卖，一吨几块钱。跟我走，到了东北，它们还能干活。你的父亲会高兴的。”
年轻人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车间里干活，想起父亲教他认每一种机床，想起第一次独立加工出一个零件时的自豪。
父亲的手很粗，但很稳，握着锉刀的时候，像握着手术刀。
“一千美元。”他低下头，声音很轻，“成交。”
彼得罗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支票，填上数字，递过去。年轻人接过支票，看了一眼，手指在发抖。
他转过身，看着那些设备，眼泪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