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朋友喝酒，没办法码字写稿子，更新不了，明天晚上恢复更新。
对不起，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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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孟晋第一次坐在沪上特别行政市筹备委员会的办公桌前时，指尖摩挲的不是公章，是一枚和田玉算盘珠。那是他父亲传下来的物件，算过洋布的进价，算过鸦片的暗账，算过租界地皮的涨跌，却从没算过“主权”两个字值多少钱。
他盯着墙上的《淞沪租界划界图》，洋人的红线圈着外滩的黄金地段，像一道勒在沪上脖子上的绳索。陈子钧派来的副官说“孙主任，少帅让您牵头谈治外法权”时，他第一反应是摸口袋里的账本——谈这个要花多少钱？要请多少洋人吃饭？会不会得罪工部局的朋友？
那天晚上，他在百乐门的包厢里喝了三瓶威士忌，对着虞洽卿吐苦水：“慕韩兄，你说咱们好好做生意不行吗？非要跟洋人掰扯这些没用的。治外法权能当饭吃？能当银子花？”虞洽卿没说话，只是递给他一份报纸，头版是陈子钧在吴淞口要塞奠基仪式上的讲话：“沪上的码头，不能只停洋人的船；沪上的法律，不能只管中国人。”
孙孟晋看着报纸上年轻司令的脸，突然想起十年前自己在租界被巡捕扇耳光的事。那时候他刚赚了第一桶金，穿了件新马褂，却因为“挡了洋人的路”被打得嘴角流血。他当时没敢反抗，只是赔着笑塞了十块大洋——在他的账本里，尊严是可以用银子衡量的。
真正让孙孟晋心里发颤的，是那次去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旁听。一个中国工人不小心碰坏了洋人的汽车，被巡捕打得遍体鳞伤，法官却只判了工人赔偿五百大洋，还说“谁让你不长眼睛”。孙孟晋看着工人妻子跪在地上哭，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当年母亲为了给他凑学费，在洋人家当佣人，被女主人用开水烫了手，连句道歉都没得到。
他走出会审公廨时，阳光刺眼，却照得他浑身发冷。他突然明白陈子钧说的“案板上的肉”是什么意思——他们这些商人，赚再多钱，在洋人眼里也只是会说话的肥羊。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算账本，而是翻出了父亲留下的旧照片。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长衫，站在南京路上，背后的店铺招牌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第二天，他去找陈子钧时，手里没带账本，只带了那张照片。“少帅，”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想明白了，治外法权不是没用的东西，是咱们中国人的脸面。您说怎么谈，我听您的。”陈子钧看着照片，拍了拍他的肩膀：“孙老板，沪上的脸面，得咱们自己挣回来。”
从那以后，孙孟晋的办公室里多了一幅地图，不是租界的地皮图，是华夏的疆域图。他开始泡在工部局的档案里，翻找当年的不平等条约；他请了三个律师，研究国际公法；他甚至放下身段，去拜访那些以前他看不起的爱国学生——“你们懂洋文，懂法律，帮我看看，怎么才能把治外法权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