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刻，林墨还在何大炮那间充满鱼腥、调料和烟火气的小屋里，和熊哥、李卫国头碰头地围着一张简陋的草图，低声讨论着第一批“规模化”糟鱼的生产细节，手指划过那些代表锅灶和鱼筐的线条，眼里只有未来的“事业”。
炕桌的一角，静静躺着李英杰留下的那叠作为定金的钞票，厚实而温暖。
山雨欲来，黑云压城。
一方在明，满怀希望，埋头耕耘；一方在暗，心怀鬼胎，磨刀霍霍。
时代洪流与个人恩怨，即将在这个特定的舞台上，发生一次凶险的碰撞。
七二年冬天的黑河地区，朔风凛冽，天地素裹。然而，位于地区中心的人民会堂，却成了这片严寒中罕见的热源，沸腾着一种被精心组织和高度动员起来的、灼热的政治热情。
会堂内，景象庄严而热烈。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用苍劲的黄色字体书写着“热烈欢迎北京市赴黑省知识青年慰问团”的标语。两侧墙壁上，贴满了诸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扎根边疆，献身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等色彩鲜艳、字体工整的标语牌。
主席台铺着洗得发白却熨烫平整的墨绿色绒布，上面整齐摆放着一溜儿印着红字、擦得锃亮的白色搪瓷茶杯。那支孤零零立着的麦克风，金属杆闪烁着冷光，仿佛在静候一场重要的发声。
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
前几排是地区、县、公社的主要领导和慰问团成员，他们穿着深色的中山装或军便装，神情肃穆。后面是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区各兵团、农场、插队点的两千余名“优秀知青代表”。他们年龄不一，面孔被北方的风霜雕刻得略显粗糙，但此刻都努力挺直腰板，脸上洋溢着一种混合着兴奋、紧张、荣誉感的红晕，目光齐刷刷地望向主席台。
更后面和两侧，则是来自各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代表，人数也有数百。整个会堂被一种隆重、正式、甚至略带神圣感的气氛所笼罩，咳嗽声都被压到最低，只有翻动笔记本或调整坐姿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欢迎首都慰问团的仪式，就在这片被革命话语和集体荣誉感烘托得近乎滚烫的氛围中，正式拉开了帷幕。
首先上台致辞的，是慰问团的团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位年约五十、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戴着深色宽边眼镜、气质儒雅中透着威严的领导同志。他稳步走到麦克风前，调整了一下高度，展开手中那份显然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讲话稿，用清晰而沉稳、带着地道北京腔的普通话，开始了他的发言。
他的讲话，热情洋溢，结构严谨，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语言特色和慰问团此行的核心目的。他高度赞扬了广大北京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胸怀革命理想，告别繁华都市，毅然奔赴祖国边疆，扎根农村广阔天地，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壮举”和“豪情壮志”。他肯定了知青们在边疆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达了对他们艰苦生活的理解与关怀，并转达了首都人民和各级组织对他们的慰问与期望。
讲话进行到大约三分之一处，这位副主任同志特意停顿了一下，扶了扶眼镜，从讲稿旁边拿起另一份显然是单独准备、更为详细的材料，目光扫过台下，语气变得更加郑重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