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她说话是那种清清冷冷的、带着一点距离感的调子，像秋天的风，凉凉的，但不刺骨。但此刻她的声音里多了一些东西，一些平时被压得很深、很少拿出来示人的东西。像是把一扇平时关得很紧的门推开了一条缝，里面的光漏了出来，不多，但足够让人看清门后面的影子。
“这些年，我一有空就在唱歌。在便利店的货架后面，在老弄堂的阁楼里，在公交车上，在走路的时候，在睡不着觉的深夜里。我唱给货架上的矿泉水听，唱给天窗外的月亮听，唱给公交车上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听。我把每一首歌都唱了无数遍，唱到每一个音符都刻在脑子里，唱到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她的声音顿了一下，像是在喘气，又像是在组织语言。
“但是安可，你知道吗？那些年我唱的歌，只有我自己能听见。不是声音不够大，是没有人愿意听。我的歌声被困在那个小阁楼里，被困在便利店的收银台后面，被困在一个没有人会在意的角落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以为我的歌声以后只能唱给自己听了。我甚至开始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唱歌，习惯了一个人听自己唱的歌，习惯了不再期待任何人会停下来听我唱完一首歌。”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江亦需要屏住呼吸才能听清。
“然后有一天，江总出现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让我的歌声不止能被我一个人听见的机会。”
她的声音又抬了起来，不是那种激动的抬高，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的抬高。
“安可，你不知道这个机会对我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一份合同，不是一个综艺，不是三首歌。它是，它是我这三年黑暗里，看到的唯一一束光。”
安静。安可没有说话，大概是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怕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苏漾继续说，声音比刚才更稳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称量过的，不多不少，刚好够安可听见，刚好够门外的江亦听清。
“所以我现在每天唱，使劲唱，努力唱。不是因为我不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今年二十四岁了，我十八岁选秀出道，二十一岁被雪藏，二十四岁才重新站在这里。我的青春比别人短了三年，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必须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练歌，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写歌，在别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努力的时候，我已经用尽了全力。”
她停了停，声音轻了一些，但那种重量感反而更重了。
“这不是什么励志故事，安可。这就是，我不想再回到那个阁楼里了。我不想再在便利店的深夜里，一边拖地一边唱歌给自己听了。我不想再让奶奶问我‘囡囡你上电视了吗’，我只能说‘快了’。我不想再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觉得他们是对的。”
她说完最后一句，录音棚里安静了下来。那种安静不是空白的、没有内容的安静，是被她说的话填满了之后、需要时间去消化的安静，像一杯刚泡好的茶，太烫了，要等一等才能喝。
安可没有说话。江亦站在门外，也没有动。
他的手指搭在拐杖的横把上，指节微微收紧了一下，又松开了。他透过门上的小窗户看了一眼里面，苏漾背对着门，站在麦克风前面，安可坐在调音台旁边的椅子上，低着头，肩膀微微抖着，在哭，但没有声音。苏漾的手搭在麦克风架上，手指轻轻摩挲着金属杆，一下一下的，很慢，像是在摸一个老朋友的脊背。
江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他没有推门进去。不是因为不想打扰她们，是因为他觉得现在进去不合适。苏漾说的那些话，不是说给他听的。那是她对安可说的，是在一个她觉得安全的环境里、对一个她觉得信任的人说的真心话。他如果现在推门进去，不管说什么，都会让苏漾觉得自己的话被偷听了，觉得自己的脆弱被看到了，觉得那些不该给别人看的东西被别人看到了。
她不需要他知道这些。她需要的是他给她机会，然后她抓住机会。就这么简单。
江亦拄着拐杖，慢慢地转过身，沿着走廊往回走。拐杖落在走廊的地板上，声音比来的时候轻了很多，像是怕惊动什么。他没有回头，一步一步地走回了楼梯口，下了楼。
他走出一楼大门的时候，王大爷和张叔还在门厅里坐着。王大爷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副象棋，已经摆好了，红黑两边的棋子整整齐齐地码着。张叔坐在他对面，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白衬衫的袖子卷到了手肘，露出小臂上结实的肌肉。两个人正在对弈，王大爷手里捏着一颗“炮”，悬在半空中，迟迟没有落下，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蚊子。张叔端坐在对面，双手抱胸，表情沉稳，看不出是占了上风还是在下风。
江亦从他们身边走过，王大爷头都没抬，张叔倒是抬了一下眼皮，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