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水回到太原，林欣怡在出租屋里睡了一整天。不是困，是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累，像整个人被拆散了又重新拼起来，但拼的时候多出来几块零件，不知道装在哪，就那么空着。
醒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窗帘没拉，月光从窗户外面漏进来，落在地板上，白花花的，像霜。她坐起来，把竹笛从枕头旁边拿过来，借着月光看。十个名字，一朵荷花。石头的歪扭，王昭的工整，王缙的舒展，王氏的笨拙，母亲的细密，黑袍的雪，山的简练，童的单纯，本的朴素，荷花的柔软。她一个一个摸过去，摸到荷花的时候，指尖停了一下。荷花没有温度，不是凉的，不是温的，是那种——清润的，像露水，像夏天的清晨，像少女最后说的那句“诗传下去了，就行了”。
她把竹笛放回枕头旁边，翻开诗集。《小池》后面那一页，右下角那行小字变了。“新诗激活倒计时：72小时。”
第十一个。
她闭上眼，路在，雾在，人影在。她往前走，走到第十个拐弯处。荷花不在，第十一个拐弯处多了一个人。不是少女，不是孩子，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出头，穿着红色的衣裳，长发披着，站在路边。手里攥着一条手帕，手帕上绣着两个字，看不清是什么。她低着头，看着那条手帕，像在等一个人。
林欣怡走过去。
“你在等谁？”她问。
女人抬起头。她的脸很白，不是病态的白，是那种——很久没有笑过的白。嘴唇是红的，衣裳是红的，手帕也是红的。只有脸是白的，像一张纸，等着被人写上字。
“等一个人。”她说。
“等谁？”
“一个不会来的人。”
林欣怡在她旁边站定。两个人并排站着，面朝路的深处。雾在翻涌，人影在远处晃来晃去。
“你叫什么？”林欣怡问。
“红豆。”
“那是你的名字？”
女人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手帕。手帕上那两个字，林欣怡看清了——“相思”。
“不是我的名字。是我等的那个人给我取的。”女人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琴弦，“他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叫我红豆。”
“他在哪？”
“在边关。走了十年了。走之前，他说，等他回来。我等到头发白了，他也没回来。后来我死了。死了以后，我在这条路上等他。等了很久。他一直没有来。”
“他不知道你在等他？”
“不知道。他走的那天，我站在村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就一眼。再也没回头。”
林欣怡从口袋里拿出竹笛，放在女人脚边的地上。竹笛上，那朵荷花的旁边，多了一颗红豆。很小，圆圆的，红红的，像一滴血，像一粒泪，像一颗等了很久很久的心。
女人低下头，看着那颗红豆。
“你在帮我写名字？”她问。
“嗯。写完了，你就能走了。”
女人蹲下来，伸出手，摸了摸那颗红豆。竹笛亮了一下，青白色的，淡淡的，像月光，像红豆的颜色褪成了白。
“谢谢你。”她说。
她站起来，转身，面朝路的深处。雾合拢了。
林欣怡睁开眼。天亮了，阳光从窗户外面涌进来，落在那支竹笛上。竹笛上，多了一颗红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