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国内互联网正处于快速兴起的初期，各类论坛、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不断扩大，但与之配套的监管体系尚未完善。
没有专门的统一网络监管部门，只能依托现有职能部门，根据其原有职责，划分网络监管的范围，形成多部门协同、各自履职的监管格局。
就像此次处置林薇薇恶意发帖事件一样，涉及网络舆情导向和不良信息传播，由网络宣传局牵头，负责删除违规帖子、管控舆情扩散，守住网络舆论阵地。
涉及网络账号违规、平台监管，由信息产业部负责，对违规账号进行封禁、对平台履行监管责任情况进行督促，规范网络账号运营秩序。
涉及网络安全、IP核查和追责溯源，则由网络安全监察局负责，排查账号背后的身份信息、违规痕迹，为后续可能的追责提供支撑。
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则负责统筹协调，向各大网络平台下发监管要求，确保各部门处置步调一致，避免出现监管漏洞。
除了这几个核心部门，彼时的电信管理部门、公安部门、文化部门等，也都承担着部分网络监管职责。
电信管理部门负责监管网络接入服务，规范网络运营企业的行为。
公安部门负责查处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利用网络造谣、诽谤、诈骗等行为。
文化部门则负责监管网络文化内容，查处低俗、违规的网络文化产品。
这种“九龙治水”的模式，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部门各司其职、快速响应，能够针对性地处置各类网络违规问题，就像此次针对涉及钟小艾的恶意帖子，各部门联动起来，短短十分钟就完成了删帖、封号、舆情排查等一系列操作，最大限度遏制了事态扩大。
毕竟在网络监管体系尚未成熟的阶段，依托现有部门的职能优势，能够快速搭建起网络监管的基本框架，应对初期的各类网络问题。
但与此同时，这种分散管理的模式，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弊端。
各部门之间虽有协同，但缺乏统一的统筹调度，难免会出现职责交叉、权责不清的情况。
比如有的网络违规行为，既涉及舆情导向，又涉及违法犯罪，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同时介入、流程繁琐的问题。
而有的小众领域的违规行为，则可能出现各部门推诿、监管缺位的情况。
就像此次事件，若不是涉及钟小艾，各部门反应迅速、主动联动，换做普通的网络造谣事件，或许就会出现流程衔接不畅、处置不及时的问题。
而且，各部门的监管标准和处置力度也可能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同类违规行为出现不同的处置结果，影响监管的公正性和一致性。
此刻，各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仍在坚守岗位，持续监测全网舆情，排查相关残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