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轮到我来出牌了。
我抱着铁盒子，沿着土路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回到了主路上。夜风比刚才更冷了，吹在脸上像刀子刮过一样。我在路边停下来，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七分。距离我给郑建国的二十四小时期限，还有不到十一个小时。
我把铁盒子放在地上，蹲下来，重新打开盖子，把那一沓记录和名单拿出来，用手机的手电筒照着，一页一页地拍照。拍了大约十五分钟，把所有页面都拍完了，我才把记录和名单放回铁盒子里，盖上盖子，抱着它继续往前走。
我不能把铁盒子带在身边。太危险了。如果顾北辰的人找到我，铁盒子里的证据就会落入他们手中。我必须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只带数码副本在身上。
我沿着主路走了大约一公里，在路边看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我走进去，买了一个防水袋和一卷胶带，然后抱着铁盒子走进超市后面的小巷子里。在小巷子的尽头，有一个废弃的变电箱，变电箱的底部有一个缺口，刚好能塞进那个铁盒子。
我用防水袋把铁盒子包好，用胶带缠了几圈，然后把它塞进变电箱底部的缺口里，用几块砖头挡住。做完这一切，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变电箱的照片，标注了位置，然后把照片发给了苏晚晴。
“证据藏在这里了。如果我出事了，你知道该怎么做。”
发送之后，我把手机放进口袋，走出小巷子，站在路灯下，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我手里只有数码副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找到顾北辰，和他正面交锋。
我掏出手机，翻到郑建国的号码，拨了出去。
响了两声，接通了。郑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种奇怪的平静：“沈逸，我知道你会打给我。”
“我需要顾北辰的地址。”我说。
电话那头，郑建国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你要去找他？”
“对。”
“你知道他在哪吗？”
“不知道。但你知道。”
郑建国再次沉默。这次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他会挂断电话。然后他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深沉的、压抑了多年的疲惫：“他在城南工业区，废弃的化工厂，三号车间。”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今天下午给我打过电话。”郑建国说，“他说，他知道你拿到了铁盒子。他说，如果你来找他，就让我告诉你这个地址。”
我握着手机，感觉手指在微微发凉。顾北辰知道我会去找他。他不仅知道，还在等我。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他会在那里等你。他说，这是他和你之间的事，不需要第三个人参与。”
我站在路灯下，看着夜色中自己拉长的影子，沉默了几秒。然后我说：“我知道了。”
“沈逸，”郑建国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你确定要去吗？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我知道是陷阱。”我说，“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站在路灯下，抬头看了一眼夜空。云层依然很厚，看不到星星，但远处城市的灯光在天际线上映出一片模糊的光晕。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坐进去：“城南工业区，废弃化工厂。”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那个地方早就废弃了，你去那里做什么？”
“见一个人。”
司机没有再问，踩下油门，出租车驶入夜色。
我靠在后排座位上，闭上眼睛，让大脑在短暂的休息中快速恢复能量。但我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顾北辰的脸、他的声音、他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你是我的儿子。你继承了我的天赋，也继承了我的命运。”
他不是我的父亲。我父亲是沈卫国。那个在水库边教我钓鱼的男人，那个在昏黄灯光下对我说“去做你该做的事”的男人，那个用了二十年时间布下这个局的男人。
出租车在四十分钟后停在了城南工业区的大门口。我付了车费，下车，站在夜色中，看着眼前这片荒凉的工业区。
废弃的厂房像一个个巨大的墓碑，在黑暗中沉默地矗立着。杂草丛生，锈迹斑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化学品的刺鼻气味。我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走进去，穿过几排废弃的厂房，终于看到了三号车间。
那是一栋三层高的灰色建筑，外墙已经斑驳脱落，窗户全部破碎，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在黑暗中凝视着我。车间的大门半开着，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