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战略目的，就是为了切断从越北通往广西的国际交通线。
日本方面将此次行动称为“南宁攻略”，而在中国方面，则被称为“桂南会战”。
在“桂南会战”期间，爆发了那场载入史册的“昆仑关战役”。
杜聿明率领的第5军，与日军的精锐部队第5师团展开了殊死搏杀。
最终，中日两军在昆仑关一线形成了僵持对峙的局面。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次战役并未对雾都政府形成实质性的军事压迫。
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最终因作战指挥不力，被剥夺了兵权，撤销了司令官的职务。
而接替西尾寿造，成为新**指挥官的，是一个更加心狠手辣的“刽子手”——畑俊六。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畑俊六于1938年2月被派往中国，出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亲自率部发起了武汉作战。
当年8月上旬，他指挥着30万日军，兵分两路，沿长江南北两岸，由东向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10月26日，中国军队被迫向西、向南战略撤退，畑俊六随即率领日军，占领了这座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华中重镇武汉。
在整个会战过程中，畑俊六所率领的日军，公然践踏国际法，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多达375次，发射的毒气弹更是超过了4万颗。
在他的纵容和唆使下，凶残的日军在占领武汉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军的滔天暴行，无不恨之入骨。
1939年8月，畑俊六被调回日本国内，担任内阁的陆军大臣。
在此期间，他深度参与了内阁各项侵略计划的设计与决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继续推进着侵华战争。
他一手在南京炮制了汪精卫的傀儡政权，实施了控制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并就荷属东印度问题与荷兰展开了谈判。
他还极力支持日本的“南进”政策，赞成日本侵占东南亚及南方各地区。
为了实现“南进”的战略目标，他同意在国内以大政翼赞会取代传统政党，进一步推动国家的法西斯化进程。
在国外，他则积极促进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
畑俊六直到1941年3月，才被日军大本营任命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继续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战争。
在中国解放区，他和冈村宁次一样，推行着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进行毁灭性的“扫荡”，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无数村庄被洗劫一空，化为焦土。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他则是攻略与施暴并行，每攻占一个地方，就制造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3年5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在攻陷湖南汉寿等地后制造的“厂窖惨案”，便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证。
在那次惨案中，3000名日军在短短4天时间内，枪杀了超过3万名手无寸铁的男女同胞，另有3000多人受伤致残，超过2000名妇女遭到强奸，更有2000户以上的家庭被满门杀绝。
美丽的厂窖，瞬间变成了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人间地狱，遍地焦土，一片荒凉。
作为侵华日军的最高司令官，畑俊六对其下属部队犯下的种种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