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不大，陈设简单。
一张靠墙的单人木床，铺着洗得发白但干净平整的蓝格床单。
一张旧书桌，一把椅子。
墙角有个小小的木头衣柜。
墙壁刷着淡绿色的漆，有些地方颜色已经斑驳。
窗户上挂着浅色的碎花布窗帘，此刻拉上了一半。
空气里有阳光晒过的味道，整个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连书桌边缘和窗台缝里都看不到灰尘。
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打扫。
她走到床边坐下，柔软的床垫发出轻微的声响，比她在上海那张进口床垫软些，但支撑感意外地不错。
她伸手按了按，目光落在床头柜那两个厚厚的红包上。
伸手拿起一个，捏了捏，很实在。她拆开封口。
里面是崭新的一沓大团结，用红纸带扎着，粗略估计，至少一百张，也就是一千元。
在1990年，这几乎是一个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又拆开另一个，同样厚度的崭新纸币。
两千元。
时欢将钱重新放回红包，没有数，只是用手指轻轻抚过那厚实的边缘。
刚站起身，准备去包里拿洗漱用品，就听到房门被极轻地敲了两下，然后被推开一条缝。
林栋哲的脑袋探了进来，脸上带着做贼似的。
他刚洗过澡，头发还湿漉漉地往下滴水，身上是件灰色汗衫，下面是条宽松的运动裤，整个人冒着清爽的皂角味和年轻男孩特有的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