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到下一页。“第四段——‘米国联邦储备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向大型金融机构提供了超过四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
这笔资金通过银行体系间接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推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同期，底层百分之四十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二。’
四万亿美元注入金融体系，底层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收入下降了百分之七点二。钱没有往下流，是往上流了。美联储印的钱没有变成工资，而是变成了股票分红和房地产增值。通货膨胀来了，工资没涨。
物价涨了，房租涨了，医保涨了，学费涨了。只有工资没涨。那百分之七点二的下降不是自然的波动，是被政策挤出去的部分。当四万亿从天而降的时候，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绕开了底层家庭的盘子，落在他们的上方。”
弹幕里有人截屏，有人复制粘贴，有人在评论区里贴出了自己十年前的工资单和现在的工资单对比，两张纸之间隔着一道没有人愿意细看的鸿沟。
徐坤的目光扫过那些数字，但他没有停下。“第五段——‘过去二十年间，米国前十大财阀家族的总资产增长了百分之四百一十。同期，米国中等家庭收入仅增长了百分之九。’百分之四百一十对百分之九。
他们涨了四倍，普通家庭涨了不到十分之一。这份差距不是经济周期的正常波动，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是一组连贯的、跨越多个政治周期和技术迭代的转移链条。
每当底层出现增长苗头，就有一个政策杠杆把增长的方向从底层转移到顶层。转移的工具不是暴力，是税收减免、是福利削减、是行业准入壁垒。”
他翻到文件的后半部分，手指停在一页的边缘。“下面这一段，关于‘旋转门机制’的运作方式。
你们可能听过这个词，但不一定清楚它的具体流程。这一页写得很细。‘旋转门机制指联邦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在任职期间与相关行业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
据记录，过去十五年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离任的二十三位高级官员中，有十九位在离职后六个月内加入了制药行业的高管或顾问岗位。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十七位离任高级官员中，有十五位加入了金融服务业。国防部采购部门的十一位高级官员中，有九位加入了军工企业。这种流动模式使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使执法意愿在压力下逐渐软化。’”
他抬起头。“这不是腐败，是‘合法的职业流动’。但这种职业流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监管者离任后，要去他们曾经监管的企业那里领高薪。
他们在任时制定的政策，会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工作岗位。这种结构不会直接变成贿赂，但它会让执法者在下判断时多一层顾虑。他们不会说‘放你一马’，但他们会在执法门槛上放一张脚垫，让踩线的人更容易走过去。”
弹幕里有人说“难怪我们多年来的监管形同虚设”，有人说“这就是为什么药价越来越高但FDA从来不查”，还有人说“这种结构一天不改，我们永远是被收割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