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宋美龄坐在客厅沙发上翻一份英文报纸。大队长靠在旁边的藤椅上，手里端着白开水，忽然冒出一句。
“这小子，总算长进了。”
宋美龄从报纸上抬起头。“谁呀？”
“还能是谁。”大队长把杯子搁下，“溪口那个小子。”
宋美龄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能让大队长用“溪口那个小子”来称呼的人，全天下只有一个。她嫁过来这几年，大队长提到这个人时从来不说名字，永远是一句“那小子”——语气跟说自家院子里养的土狗差不多。样子不够威猛，时不时还拆家，但就是忠心。怎么骂都冲你摇尾巴。你踢它一脚，它以为你跟它玩。
“怎么长进了？”她把报纸放下。
…………
宋美龄听完，随口说了句：“倒是不容易。一个长工的儿子，能打到这个份上。”
大队长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不是生气——是那种别人说了自家狗不好看，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已经开始不舒服的表情。
“长工的儿子怎么了。”他把杯子往桌上一顿，“黄埔一期，实打实考进去的。”
宋美龄看了他一眼。“我怎么听说他是你塞进去的？”
大队长面不改色。“我亲自出的题。就考了三道。第一道，校长是谁。第二道，校长老家在哪。第三道，校长爱吃什么。他全答对了。这还不算实打实考进去的？”
宋美龄端起红茶杯，抿了一口。“第三道他答的是什么？”
“溪口千层饼。”
宋美龄差点呛着。“校长爱吃什么——溪口千层饼？”
“答得对。”大队长的语气理所当然。
宋美龄把杯子放下。她嫁过来两年多，已经学会了一个道理：大队长的逻辑，在他的世界里永远是对的。
“我听说他刚进去的时候，不会写字？”她换了个话题。
“真的不会。”大队长说到这个，反而来了精神，“李顺的儿子，从小在溪口长大，没念过书。进黄埔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我当时还跟何敬之说，这孩子底子太差，怕是跟不上。”
“后来呢？”
“后来能看公文了，能写简单的报告了。”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陈赓他们教的。”
宋美龄放下杯子。“陈赓？黄埔那个陈赓？”
“嗯。还有蒋先云、贺衷寒。”大队长说，“那几个人偶尔路过，顺手教他认几个字。陈赓教认字，蒋先云教背书，贺衷寒教写报告。没想到这小子记性倒好，教过就记住了。”
宋美龄想了想。“那他自己写的字怎么样？”
大队长用手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下。“缺胳膊少腿。‘義’字少一横，‘國’字里面那个‘或’干脆不写，‘黨’字能省掉一半。看倒是能看懂，就是看着像被啃过一口。”
宋美龄差点呛着。“那你怎么批他的报告？”
“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