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没？司令去南京把陈辞修的内裤都给薅回来了！”张大炮蹲在石墩子上，对着底下的士兵唾沫横飞，“这是啥？这是国家欠咱们的！司令说了，只要咱们在上海顶住第一波，这些德械装备就是咱们的战利品，到时候谁抢着归谁！”
这种“先画饼，后买单”的策略，竟然奇迹般地稳住了那十万人的军心。
而李宇轩则忙着搞他的“留学生科研中心”。
他把林远山等人关在隐秘指挥秘堡里，给出的指令只有一个：
“别给我搞什么高大上的基础科学，我就要三样东西：第一，怎么能让那八座防空塔的火控更准。
第二，怎么能让咱们那些老旧山炮的射程再远五百米；第三，去给我研究研究，怎么把那两千份苏联报纸糊在工事墙上，能防潮还能防弹。”
林远山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司令，报纸防弹……这不符合物理学。”
“废话！那是让你想办法在报纸后面加层钢板！”李宇轩瞪眼，“我那是为了让士兵们在战斗间隙，抬头就能看到‘革命理论’，增强战斗意志！这叫文武双全，懂吗？”
此时的上海，就像一个装满了火药的巨大蒸笼。而李宇轩，就是那个在蒸笼底下疯狂添柴、还顺便往里面撒了把孜然的厨子。
1937年5月，南京的玄武湖边，杨柳依依。但这如画的春色里，却透着一股子让人脊背发凉的肃杀之气。
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正如同一场漫长的拉锯战。州在办公桌前与张冲、陈立夫等人据理力争，每一个连队的编制、每一块银元的军饷都算得比账房先生还细。而在南京权力的最高层，一场悄无声息的“大清洗”正借着合作的名义拉开序幕。
校长坐在憩庐的躺椅上，手里拿着一份名单，眼神阴鸷。
在他看来，西安事变让他捡回了一条命，也让他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的“自家人”。汪景卫那套“中日亲善”的陈词滥调听得他耳朵长茧。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时那副恨不得立马轰炸西安、连他一起炸死的急切劲儿，更是让他如鲕在喉。
“辞修，你说景诚在那边闹得怎么样了？”校长放下名单，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站在一旁的陈诚赶紧挺胸抬头：“校长，景诚在上海……怎么说呢，他正忙着把上海滩变成一个巨大的‘陷阱工坊’。虽然手段……有些不拘一格，但确实把各方的目光都吸了过去。”
校长冷哼一声，嘴角却微微上扬：“这个痞子。汪晶卫说他‘粗鄙无礼，祸乱租界’，何敬之说他‘中饱私囊，克扣军资’。可他们越是骂他，我就越是放心。景诚、寿山，还有你，你们才是我能睡个安稳觉的倚仗。”
于是，5月的一纸调令，让南京政坛地震。
汪晶卫被任命了一堆虚衔，话语权被压缩到了只剩下开会剪彩。何应钦的军政部大权，被陈诚以“战备整肃”的名义分走了一大半。取而代之的，是李宇轩这位“上海王”、胡宗南这位“第一门生”以及陈诚这位“土木系统帅”。
李宇轩在上海收到消息时，正蹲在2号防空塔的地基口，跟一群老木匠研究怎么把地雷埋得“更有艺术感”。
“军座，校长这是把您往火架上烤啊。”胡琏拿着委任状，一脸担忧，“汪先生和何部长的门生故吏，现在恨不得把您扎成小人天天扎。”
“怕个屁。”李宇轩拍掉手上的泥，顺手把委任状塞进裤兜，那动作像是在塞一张擦手纸，“校长这是在分赃。他怕何应钦那帮人关键时刻捅他刀子，所以给咱们这些‘自家人’放权。
只要老子手里那八座塔还在，只要老子那十万西北狼还有羊肉吃，汪晶卫就算把口水喷干了，也动不了我一根汗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