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十二点整，张灵甫穿着一身崭新的税务局制服，戴着金丝眼镜，夹着一摞比砖头还厚的账本，带着十几个税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启新纱厂。
他往王启山的办公桌前一坐，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王老板，有人实名举报你偷税漏税。从民国十六年到现在的所有账本，全部拿出来，我们要逐页核对，一个字都不能漏。”
王启山陪着笑脸递过去一根金条，张灵甫看都没看，只是翻开账本，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个圈：“民国十七年三月，你进了一百二十包棉纱，只报了八十包。这一笔，漏税三千大洋。”
“民国十八年七月，你卖了五百匹布，没开发票。漏税两千五。”
“民国十九年……”
他一边说一边画圈，不到半个小时，账本上就画满了红圈，密密麻麻的，像爬了一堆红蚂蚁。最后他合上账本，推了推眼镜：“初步核算，你一共偷税漏税十二万七千大洋。限你三天之内补齐，不然就封厂，把你所有的机器都拉去师部当废铁卖。”
说完，他拿起王启山桌上的狼毫笔，在人家的宣纸上写了“清正廉明”四个大字，写完还满意地点点头：“这笔不错，借我用用。”然后夹着笔和账本，头也不回地走了。
下午三点，巡捕房的人准时出现在王启山的公馆门口。领头的是戴笠的得力干将，带着十几个巡捕，把公馆翻了个底朝天。床板拆了，地板撬了，连花园里的假山都被挖开了。鸦片没找到，倒是把王启山藏在床底下的三万大洋私房钱、他夫人的金银首饰、胭脂水粉，还有他儿子的玩具火车都给“没收”了。临走时还留下话：“明天晚上再来查，要是再找不到鸦片，就拆房顶查。”
晚上六点，李弥背着个大包袱，带着两个兵，敲开了王启山家的大门。
他进门就往沙发上一坐，大大咧咧地说：“王老板，听说你家最近不太平，总有人来捣乱。我特意带了两个兄弟来给你看家护院，管饭就行，不要钱。”
然后他就真的住下了。
王启山家的肉每天少两块，火腿每天切一截，连藏在酒窖里的三十年黄酒，都被李弥三天喝了三瓶。他还把王启山的鹦鹉教得会喊“李长官英明”，把王启山的大黄狗喂得跟小猪一样，走两步就喘。最后临走的时候，他还扛走了王启山的铜床，说：“师部的床太硬，我睡不着，这个正好。”
仅仅三天，王启山就瘦了整整十斤，头发白了一半，眼窝深陷，活像个刚从坟里爬出来的鬼。
他去找杜月笙，杜月笙闭门不见，只让管家带出来一句话：“王老板，你惹了不该惹的人。我要是帮你，明天我的码头就会被查出藏有共党军火。你好自为之吧。”
他去找所有能找的关系，从警备司令到银行经理，所有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直到这时他才明白，那天在赌场，他赢的不是五万大洋，是一张盖了章的催命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