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李守愚正蹲在办公室里啃卤猪头，戴笠从后门闪进来，手里攥着三份刚截获的电报。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十天之内横扫热河，长城沿线全线告急，宋哲元二十九军在喜峰口拿大刀跟日本人拼命，中央军第十七军在古北口血战不退。他把电报折好放在桌上。
天津《益世报》头版头条写道：“热河失陷，全国震惊。守土有责者不战而逃，前线将士以大刀血肉与敌之飞机坦克相搏。”字里行间全是悲愤——指望政府是指望不上了，老百姓自己救自己。
正是在这一片失败阴云之中，上海各大中学校联合发起了抗日救亡演讲会，派人来请剿匪司令部的李师长给学生们讲几句话。李守愚本来不想去——仓库里那批货的独立账还没平，李弥的三成刚扣了一成仓租，戴笠那边又到了一批新货。但张灵甫蹲在操场边上擦枪，头也没抬：“该去。兵是学生变过来的。你今天不去说几句，明天就没人来当兵了。”
李守愚去了。
演讲的地点设在一所中学的礼堂里。说是礼堂，其实就是个大教室，讲台是两张课桌拼的，下面黑压压坐满了学生，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男生穿中山装，女生穿阴丹士林布旗袍，手里都拿着小本子，眼神里带着那种只有大学生才有的光——既愤怒又茫然，既想做事又不知道该干什么。
李守愚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脸，忽然觉得自己老了。不是岁数大了，是跟这些人不在一个世界里了。
他在上海收税、倒卖古董、跟戴笠分赃、跟李弥算账，这些人还在讨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清了清嗓子，开始按照李弥帮他写的稿子念：“同学们，同胞们。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给你们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是一个当兵的，当兵的不太会说话。但我有几个数字，想跟大家分享——”
台下安静了。
“我军在长城沿线集结了二十余万兵力，是关东军的两倍以上。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砍死了七百多个鬼子，自己也折了上千号弟兄。古北口，十七军顶了十几天，有的连打到最后只剩十来个人。他们拿的是什么？大刀、老套筒、中正式，对面的鬼子有飞机坦克和重炮。会战打了近三个月，终究没有挡住鬼子。”
台下有人开始抽泣。李守愚停了一下，然后把稿子翻到第二页，继续念：“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几座关口，而是华北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
长城若是没了，北平就暴露在鬼子眼皮底下。北平若是没了，华北平原一马平川，鬼子想到哪儿就到哪儿。”
台下沉默了片刻。有个男生站起来，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红红的，拳头攥得发白，大声喊道：“李师长，我们不怕流血！我们要上前线！”
“上前线好啊，但是，我想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个更实际的问题。”
李守愚索性把稿子放下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前线将士拿的是大刀，而鬼子拿的是飞机坦克？大刀砍坦克，不是勇气的问题，是钱的问题。钱在哪里？”他扫视全场，“上海滩一个法租界买办的年收入，够养一个连。
四大家族随便一个跟手指缝里漏下来的钱，够养一个军。他们宁可把钱存在外国银行，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也不愿意拿出来打日本人。”
台下有个穿西装的年轻教员站起来，不紧不慢地问：“李师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打倒资本家？”
“这位先生请坐。我要郑重地说——不是打倒。是让他们主动把钱拿出来。”李守愚扣好风纪扣，“就拿我来说，我当师长，诸位读书做工，都是为四万万同胞服务。
我李某人不才，也认识几个上海滩的阔佬。他们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不捐钱，是因为怕捐了钱也到不了前线将士手里。我说诸位放心，钱交给我，我直接买捷克机关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