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六月，洛阳。李宇轩蹲在大队长官邸门口的台阶上，军装扣得严严实实，领口勒得脖子发痒。腰上那把皇太极的刀没了——上个月抵给戴笠了，换了三百支汉阳造和四十箱手榴弹，从十九路军手里倒过来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进去。
大队长坐在藤椅上喝白开水。桌上搁着一碟花生米，剿共战报压在茶杯底下。
“少东家。”
“说。”
“我想去上海。”
大队长把战报从茶杯底下抽出来，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有，地下党。少东家说过，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能光在江西安，上海是全国的财源。财源稳了，前线才稳。”
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
李宇轩站得笔直。这话是大队长自己说过的，他一个字没改，重新拼了一遍。
“景诚。”大队长把杯子放下，“你是嫌洛阳太闷。”
“是。但我也确实想去替少东家看着上海。”
大队长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会儿。
“去吧。记住，你是去剿匪的。”
“是。”
出了官邸，副官在门口等着。
“师座，校长准了？”
“准了。”
“咱真去上海剿匪？”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那咱去干什么？”
“找匪，找不着就造匪，造不出来就查税。”
副官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后来这句话在警卫第三师内部传开了。张灵甫听了，跟胡琏说师座这话听着像土匪说的。胡琏说不是像，就是。
六月下旬，上海闸北。
一栋灰扑扑的小洋楼门口挂上了新牌子——“上海特别市剿匪司令部”。字是魏碑体，漆得锃亮。附近卖生煎的老刘头路过，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回头跟修鞋的老赵说：“又来一个吃闲饭的。”
老赵嘴里叼着钉子，含含糊糊回了句：“比上一个牌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