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钢铁工人，在炼钢炉前干了二十二年，现在要靠从墨西哥偷运药品来续命。
这不是什么地下电影的情节，这是听证会上的证词。
斯达格特清了清嗓子，把木槌拿起来，又放下。
他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凯德斯没有追问，只是让马歇尔继续讲下去。
马歇尔讲了他如何在加油站打零工、如何托工友的亲戚从边境带药、如何把药片掰成两半吃以延长药效。
讲到“把药掰成两半”的时候，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哭，也不是笑，只是动了一下。
一位共和党议员举起手，语气里带着一丝质疑：
“马歇尔先生，你说你去墨西哥买药。你不怕买到假药吗？”
“墨西哥那边假药泛滥，FDA早就有警告。你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马歇尔转过头，看向那个议员。
“议员先生，你说的FDA警告，我在报纸上看到过。”
“墨西哥的假药，我也听说过。”
他沉默了几秒。
“但我更知道一件事——美利联邦的真药，我买不起。”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假药可能吃死人。但没药吃，一定会死。我选那个‘可能不死’的。”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不是不怕假药。我是没有资格怕。”
会议室里没有人再问问题了。
这一刻会议室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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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国会山，一栋大楼里，一个护士说出了一万两千美元的账单。
另一栋大楼里，一个工人把一瓶墨西哥买的药放在了证人席上。
两个故事，同一份法案。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只是以前，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问，更没有人愿意替他们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