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的儿子得了阑尾炎。急诊手术，住院五天。账单是一万两千美元。”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
“我一年的工资是九千美元。”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你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亚当斯问。
“他好了。但我们欠了一屁股债。”
“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省吃俭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她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变得硬了一些。
“我来这里，不是来要钱的。”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护士。我每天看到病人因为没钱，把病拖到不能拖。”
“我看到有人把降压药切成两半吃，有人胰岛素不够用就减少剂量，有人心脏病发作了不敢叫救护车。”
“我做了十一年护士，我救过很多人。”
“但我救不了我自己，也救不了我的孩子。”
她看向帕特里克，又看向两党的参议员。
“你们说全民医疗要花几百亿。我不知道几百亿是多少钱。”
“但我知道，一万两千美元，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帕特里克面无表情，但他的手停在木槌上，没有敲下去。
记者席上，有人放下了笔，有人摘下眼镜擦了擦。
有人把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看了艾米莉一眼——只是一眼，又低下了头。
他们跑国会新闻跑了十几年，听证会参加了上百场，听过的证词能装满一整个档案柜。
他们以为自己早就麻木了。
但这一次，他们发现自己没有。
故事的主人公没有哭，没有闹，只是站在那里，说出了一组数字。
九千美元的年薪，一万两千美元的账单。
听证会还在继续。
还会有更多专家上台，更多数据被展示，更多关于“钱从哪里来”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