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下了车，看了德肖恩一眼，面无表情。
干这行二十多年了，见过比这惨一百倍的。
他把担架从车上拖下来，儿子接过去，两个人一前一后，把德肖恩抬上去。
父亲拉上拉链，儿子推上车，父亲关上门。
动作很熟练，一气呵成。
警员把烟头弹出窗外，发动了巡逻车。
殡仪馆的车跟在后面，两辆车一前一后，驶出了这条街。
尾灯在街角一闪，拐了个弯，不见了。
街上又安静了。
只剩下那滩还没干透的血，在灰白色的地面上，像一滩暗红色的油漆。
詹姆大叔站在原地，看着那两辆车消失的方向。
他想过会是这样的。
一个黑人，在这条街上，在这座城市里，在这个国家——死了就死了。
不是没有人管，是没有人想管。
交通事故，四个字，就是德肖恩的全部。
他以为——也许这次不一样。
也许有人会听，也许有人会在乎，也许那枚党徽能让他们多看一秒。
没有。
一样的。
他低下头，看着手心里那枚沾满血的党徽。
也许跟人民党的人说会不一样。
他把党徽攥紧，攥得手心生疼。
然后转过身，走回杂货店。
他从柜台的抽屉里摸出一把车钥匙。
他要去离这里最近的另一个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