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刚放下，又响起来。
他接起来，一个苍老的女声从听筒里传来，颤颤巍巍的：
“喂……是人民党吗？”
格雷说：“是的，这里是人民党哈里斯堡总部。请问您有什么事？”
那边沉默了几秒，像是在攒力气。
“我……我七十五了，腿脚不好，出不了门。我让我孙子替我去送申请书，行不行？”
格雷说：“当然可以。您让您孙子来就行。”
老太太没说话。
格雷以为她要挂了，正准备说再见。
那边又传来她的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曾经也参加过民权运动。跟着马丁·路德·金先生走过的那条路，我还记得。”
格雷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
马丁·路德·金。
那个让黑人能和白人同坐一辆公交车的人。
那个站在林肯纪念堂前说“我有一个梦想”的人。
那个只活了三十九岁，就被子弹永远留在孟菲斯的人。
五年前，子弹打穿了他的脖子。
那些年，他们以为自己真的在改变世界。
后来才知道，改变世界是要付代价的。
老太太继续说：
“后来很多年，我以为那种感觉再也不会回来了。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但还在说：
“直到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他站在那面旗下，看到台下那么多人把手放在胸口……”
“我忽然又想哭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抽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