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俄明州，夏延。
相对于东部的沉重，这位以露天采矿和能源出口为经济支柱的西部州长反应则更具“商业理性”。
他在阅读简报后，对下属说：
“宾州的事情，是东部的、是地下矿的、是旧工业模式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
然而，他随即补充。
“不过，他提出的‘负责任创新者’这个概念……可以研究。
下次在争取联邦清洁能源研发资金，或者回应环保组织质询时，也许用得上。
记住，要强调我们的‘自主高标准’，而不是‘被迫追随宾州’。”
他将陈视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话语素材”，而非直接的榜样或威胁。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一位以温和务实著称的州长在私人午餐时，对一位来自西南产煤区的州参议员感慨：
“陈时安做了一件最困难的事——他迫使所有人直面代价。这不是政客通常愿意做的。”
他切着盘中的食物。
“我们的矿区……情况或许没宾州那些小矿那么触目惊心，但问题本质相同。
也许……是时候推动我们搁置已久的那个‘矿工健康跟踪法案’了，至少要做点什么，表明我们在关注，在行动。”
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被“提醒”的责任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必须有所回应的政治必要性。
这些反应各不相同。
从感到被映照的窘迫，到愤怒的抵制，到功利性的利用，再到审慎的跟进。
但无一例外，陈时安在宾州的行动，就像投入一潭看似平静的权力池塘的一块巨石。
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让所有在池边安坐的人都猛然一颤的浪头。
他打破了默契。
在那之前，各州与矿业相关的问题，自有其一套运行多年的“处理节奏”：
缓慢的调查、漫长的听证、与企业“富有建设性的私下沟通”、以及最终往往是妥协的“渐进式改进方案”。
这是一套让各方——政客、资本、甚至部分工会官僚——都能在可控范围内维持平衡，继续“好好睡觉”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