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颓然向后靠进高背椅，手指用力揉捏着眉心。
办公室里只剩下他粗重的呼吸声。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陈时安做的那些“小事”。
亲手递信、食堂吃饭、记录士兵抱怨的问题。
之所以具有如此可怕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恰恰是因为它们剥离了所有宏大叙事和政治包装。
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对胜利的承诺，甚至没有多少对战争本身的评论。
只有一种近乎笨拙的“具体”：
具体的人，具体的物品，具体的问题。
这种“具体”，在经历了多年空洞宣传、日益对政府失去信任的民众心中。
尤其是在那些真正有亲人身处险境的家庭里，产生了一种核弹般的真实感。
它绕过了理性的政治辩论，直接击中了人性中最柔软、也最顽固的情感地带。
更让科尔曼感到棘手的是。
陈时安没有回避自己亚裔面孔可能带来的“误会”，而是平静地将焦点引向行动。
这种姿态，反而让他的一切行为显得更加可信，更难被贴上“虚伪作秀”的标签。
幕僚长适时地低声提醒：“先生，我们之前掌握的……那些照片？”
科尔曼的眼神骤然聚焦，闪过一丝狠绝。
是的，他还有牌。
陈时安或许在战场上无懈可击，但他在宾州，在那些衣香鬓影的俱乐部里，未必没有留下可供攻击的缝隙。
“发出去。”
科尔曼的声音恢复了冷酷。
“按原计划，通过‘友好’渠道，一点一点放。
要看起来像自然发酵，像媒体自己挖到的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