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军政部临时办公楼被人声和煤烟堵得水泄不通。
这天上午九点，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寒气还没散，楼外已经挤满了人。
从南京撤下来的参谋、从上海退到武汉的机关人员、各路带着公文包的联络官，全部被这座城市的冬天和战争挤在一栋灰白色的小楼里。楼道里弥漫着煤炉烟味、潮湿棉衣味和墨水味，远处偶尔传来防空警报试鸣的长音，像一根细针扎在每个人的后背上。
郑耀先到的时候，门口的卫兵先是一怔，随即立正。
“特务处武汉站，郑耀先。”
他把证件递过去，说得很清楚，也很响。
旁边几个正在低声说话的军官同时回头看了他一眼。何绍棠遇刺之后，“郑耀先”这三个字已经在小范围里传开。有人知道他是戴笠亲笔手令派来的临时负责人，有人只知道他从南京死地里活着回来，还有人只知道他现在接了一个烫手到能烧死人的案子。
这些目光里有好奇，有防备，也有等着看笑话的冷淡。
郑耀先像没看见，摘下手套，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十几把椅子围着一张长桌。桌尾摆着一把空椅子，椅背上挂着何绍棠生前常穿的军呢大衣。大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笔帽露出半截。那把空椅子像一个沉默的死人，压得整间屋子都比外面更冷。
军政部的人故意把它摆在这里。
郑耀先只看了一眼，就明白这场通报会并不单是案情通报。它还是一次示众，一次压迫，一次所有人互相试探胆量的场合。
主持会议的是军政部陈参事，脸色灰白，眼眶里全是血丝。他简单说了几句，便把话头交给郑耀先。
“郑长官，何参议遇害案由你们协助侦办。眼下人心不稳，还请你给各单位通报一下情况。”
郑耀先站起来，把帽子放在桌边。
“诸位，我叫郑耀先，复兴社特务处武汉站临时负责人。何绍棠参议遇害案，从今天起由武汉站协同宪兵队追查。各单位若有临时会晤、秘密行程、外出拜访，请在出发前至少两个时辰向武汉站备案。”
他没有绕弯子，也没有说漂亮话。
屋里立刻起了一阵低低的议论。
一个穿少校军服的中年人皱眉道：“郑长官，这不合规矩。我们军政部的内部行程，怎么能都报给特务处？”
“何参议昨天也觉得自己的行程只有五个人知道。”郑耀先看向他，“结果人死在法华寺门口。”
那少校脸色一僵。
郑耀先继续说：“我不是来跟诸位争权限的。谁愿意拿自己的命赌内部规矩比日本间谍更可靠，我不拦着。但出事之后不要再问武汉站为什么没提前保护。”
这话不客气，甚至有些跋扈，却正是特务处该有的样子。
屋里安静下来。
郑耀先把何绍棠遇刺的几个关键点说得很克制。勃朗宁，二次加工弹头，二楼窗口，假摊贩观察哨，公文包被翻动。他没有提“风筝”，也没有提程真儿，更没有提文源阁。所有内容都围着一个核心转：敌人已经进入武汉核心圈，各单位任何临时行程都可能被提前拿到。
“从今天起，我会公开巡查几处重点区域。”他说，“今天下午汉口商业街，明日上午晴川阁防务点，后日视情况调整。诸位要是不放心，也可以派人跟着看看。看我这个临时负责人，是不是只会坐在办公室里等人送尸体。”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
有人低笑了一声，又马上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