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后，一个穿着蓝布褂子、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被赵简之领进了郑耀先办公室。她手里拎着一个竹编篮子，篮子里放着几束包好的花，还有几把剪刀和几团麻绳，看起来就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卖花婆子。
赵简之在门口站了一下，郑耀先冲他摆了摆手。
“行了，一个卖花的老太太还能把我吃了不成。你去忙你的。”
门关上了。
老太太从篮子最底层摸出了那根空心花茎，递了过来。
郑耀先接过去，用指甲挑出了那卷薄纸。
七个字加一个数字。
他看完之后，把纸条放在烟灰缸里用火柴点着了。纸烧得很快，卷成一个黑色的小团就灭了。
“回去告诉她，今天下午三点，我去。”
老太太点了点头，拎着篮子走了。
下午两点四十分。
郑耀先换了一身灰色的便装，从弄堂后门出去叫了一辆黄包车。他绕了两个大圈子，甩了两次可能的尾巴，最后从一条卖酱油的巷子穿到了贝当路南面的一个杂货铺后院。
程真儿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她站在一扇蒙了报纸的窗户旁边，手里攥着一条手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说，”郑耀先语气很短。
“苏区保卫局外围联络员薛平叛逃，三天前从安徽经浙江入沪。”程真儿的声音压得极低，语速极快，“他掌握着华东以下七省外围联络人员的部分名册，大概三十到四十人。名册以微缩胶卷形式携带，具体藏匿方式不详。上级的指令是……”
她停了一下。
“不惜一切代价，让这个人永远说不出话来。”
郑耀先没有说话。他靠在墙上，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三炮台，拇指在烟卷上来回搓了两下。
薛平。
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名字。苏区保卫局的外围联络员，级别不算高，但经手过的人和事不少，这种人一旦投敌，最可怕的不是他知道多少核心机密，而是他手里那份外围名册。三四十个人的名字和联络方式，足够让半个华东的地下网络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
“他是走哪条线来的？”郑耀先问。
“安徽经浙江。具体路线不详，但上级推断他走的是津浦铁路南段转沪杭线，或者干脆从浙江坐船走内河。”
“他来上海干什么？投靠谁？”
“不知道，但上级分析了两种可能：要么他已经和特务处或者调查科的人搭上了线，来上海是交货换命钱；要么他谁也没联系上，来上海是因为上海租界多，容易藏身，他打算把名册当本钱，在这里待价而沽。”
郑耀先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
第二种可能更麻烦。一个拿着名册待价而沽的叛徒，意味着他不会急着露面，而是会像一条水蛭一样紧紧吸附在上海的暗处，等着最高价的买家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