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箱里的东西是被日本特高课的人提前清走的。我在行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我们的人到的时候，保险箱已经被打开过了。法租界分行的银行经理可以作证，在我们之前有一个持有相同钥匙复制件的日本人来过。这一点法租界巡捕房也有记录，因为那个日本人后来跟银行保安发生了冲突，被巡捕带走问话了。”
“那是高洪桥！”林默寒提高了音量，“高洪桥是我方调查科人员，不是日本人。”
“高洪桥是调查科人员不假。”郑耀先的声音一点没变，“但高洪桥同时也是日本特高课的暗线。他被捕后搜出来的随身物品里有一本日文记事簿和一张伪造的日本护照。这件事我已经上报过总部了，卷宗编号沪字第1933甲0087号，不信你现在就叫人去档案室调。”
林默寒的嘴张了一下又合上了。高洪桥的日谍身份是后来才曝光的，但当时他写报告的时候这个信息还没有正式定案，所以他的二十页分析里用的还是“调查科人员”的定性。
这就出了问题。他的整个逻辑链条建立在高洪桥是调查科自己人的基础上，如果高洪桥其实是日谍，那保险箱被提前清空的行为就有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第三条呢？”戴笠问。
林默寒稳了稳心神，继续往下攻。
“第三条是沈慕白。我查过法租界工商注册档案，霞飞路213号甲法美商贸公司确实在1931年就已经注册。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一个叫沈慕白的中国籍男性，每年按时报税，从未有过违法记录。表面上看毫无问题，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家公司的注册时间是1931年9月，而郑耀先是1932年进入特务处的。也就是说，这个壳公司的建立时间比郑耀先的入职时间还早了一年。”
“所以？”
“所以这个壳公司不可能是为了特务处的工作而建立的。它是在郑耀先加入特务处之前就准备好的。问题在于，是谁替他准备的？一个19岁刚从黄埔毕业的学生，哪来的资金和人脉在法租界注册一家洋行？”
这一击确实有力。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郑耀先放下茶杯。
“林副处长这个问题问得好。”他的语气忽然诚恳了起来，“老实说，那家公司不是我注册的。是我一个长辈替我办的。这个长辈是湖南同乡，在上海做了二十多年绸缎生意，后来生意没做下去回了老家。他走之前把公司的壳子留给了我，说万一以后用得着。我进了特务处之后觉得这个壳公司可以作为掩护身份使用，就接了过来。这个长辈的名字叫沈仲怀，已经过世了。我手里有他当年留下的转让文书和私章。”
这番话说得极其自然，像是在陈述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家务事。
林默寒张了张嘴想继续追问，但这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一个机要员快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密电纸。
“报告处长，法国驻华公使馆急电。”
戴笠接过密电纸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变了，
不是那种大惊失色的变化，而是缓慢的、从内往外渗透出来的阴沉，就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泥潭，表面波纹不大但底下的水已经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