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日本侨民来不及带走的存货，现在被大阪商人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再转手卖给中国士兵。
原来日本人也不是铁板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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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在短短数月内几乎全境沦陷，大批东北军政官员集体倒戈投敌，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整个抗战史上都极为罕见。
即使是现在顾长柏顶住了日军偷袭，依然有大批官员投降，熙洽，张海鹏等人也是直接投降了。
历史上，吉林省代主席熙洽开城投降，到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率部叛变充当日军先锋，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公开投敌，这些名字背后折射出的，是奉系军阀内部根深蒂固的封建依附结构在外部冲击下的彻底崩塌。
奉系本质上并非现代民族国家的正规军队，而是一个以张作霖个人权威为核心、以封建效忠关系为纽带的地方军事集团。
1929年张少帅处决杨宇霆、常荫槐两位奉系核心元老，虽然巩固了他个人的统治地位，却也击碎了奉系内部维系多年的权力信任体系。
那些跟随张作霖打天下的老臣们，本就是看在老帅的面子上才勉强服从张少帅的指挥，杨常二人的死让他们彻底寒了心。熙洽、张海鹏、张景惠这些人，均为奉系老派骨干，对张少帅的统治心存不满已久，根本谈不上什么忠诚。
关东军对这批降将的心理把握得极其精准。事变爆发后，日军专门设立了招降机构，针对不同将领制定了高度分化的拉拢策略。
对于熙洽这样有满清宗室背景、早有复辟倾向的将领，日方以协助建立“满洲国”、恢复帝制为诱饵；对于张海鹏这样手握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直接承诺保留部队编制、维持地方管辖权，甚至开出了伪满高官厚禄的价码。
与此同时，关东军以精锐部队快速分割包围各支留守部队，以“不降即全歼”形成高压威慑，软硬兼施，效果立竿见影。
更致命的是，留守关外的这些部队大多是省防军、保安团等二线地方武装，装备、训练远逊于被调入关内参加中原大战的嫡系国防旅。
他们被日军快速分割在辽宁北部、吉林、黑龙江各地，彼此之间无法形成统一指挥，既没有后勤补给，也没有突围方向。
部分将领以投降来保全自身实力，在奉系这种封建军阀的思维逻辑里，实在算不上什么意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国战，或者是他们没有国家的观念，很多人日俄战争时就跟日本人做过事，现在投降也没什么心里负担。
整个东北近代以来长期处于奉系割据状态，反复被日俄势力渗透，地方实力派的国家认同本就相对薄弱，不少人骨子里秉持的是“谁主政都一样，保住自家利益为先”的乱世逻辑。日本人在东北经营了数十年，对奉系高层的人脉关系、性格弱点、利益诉求都摸得一清二楚，劝降工作早在事变前就已铺好了路。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有了日军在东北全境摧枯拉朽般的推进速度。
顾长柏后来评价此事只说了一句话：“老帅留下的摊子，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是一个人的家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