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九日，柳卫车站的专列上，蒋校长刚送走啃西瓜的冯裕详，陈粒夫就递上一封从北京转来的密信。
信是顾维钧转来的，信封上盖着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火漆印，内容却是一个叫王家桢的人写给蒋校长的亲笔信，最后附了张作霖的口述。
“蒋总司令钧鉴：奉天方面愿于7月1日通电易帜，前提有三：一，东北自治，中央不得干涉内政；二，北伐军不得越过山海关；三，国民政府承认张少帅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上各条如蒙允诺，东北可免兵燹之灾，全国统一大业可成。张作霖亲笔，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蒋校长把手指在扶手上敲了半天。
陈粒夫站在旁边，小声问：“总司令，张作霖这是……”
蒋校长把信往桌上一拍：“这是拿易帜当筹码，想保住他的地盘和军队。”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灰蒙蒙的天。六月一日，离总攻才过去三天，张作霖就被打到了谈判桌前。早干什么去了？
蒋校长转过身，“给他回话——东北易帜，必须服从国民政府；东北军队，必须接受中央改编；东北政务，必须听命于中央。三条，一条都不能少。”
陈粒夫犹豫了一下：“那要是他不答应呢？”
蒋校长冷笑了一声：“不答应？那就打。打出山海关，看他还能往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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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一日深夜，北京。张作霖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南京方面的回电，一个字比一个字硬。他把电报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又捡起来，展开，再看一遍。
他叹了口气，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九个字：“余去矣，东北事付家霖。”
六月二日一早，北京各大报纸同时刊登了张作霖的“出关通电”。
措辞文绉绉的，大意是“本大元帅为弭兵起见，决定退归故里，所有京津政务，移交国务院暂摄”。
老百姓看不懂，翻译成白话就是，老子不打了，回老家了，北京的事你们看着办。
当天下午，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最后一次告别会。
到场的都是北洋旧部——国务总理潘复、内务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阎泽溥，还有几个老部下。
“诸位，”他站起来拱了拱手，“张某不才，承蒙各位抬爱，在北京混了这几年。如今时局不济，我这就走了。各位的去留，自己斟酌。愿意跟国民政府干的，我不拦着；愿意回东北的，我张某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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