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底的新泽西，陆军仓库的铁皮屋顶上积了一层薄雪。
俞大维裹着一件大衣，带着一百多个从美国招募的爱国华侨，已经在仓库里蹲了整整十天。
(俞大维曾国藩曾外孙、弹道学专家、抗战兵工之父、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专攻弹道学、兵器学，是当时国内顶尖军工技术专家。1933年任兵工署长，终结“万国武器”混乱，统一7.92mm口径，主推中正式步枪、ZB-26轻机枪、马克沁重机枪。)
仓库大得能装下几列火车，到处都是灰尘和铁锈的味道，但对他这种闻了十几年机油的人来说，这味道比花还香。
他的任务是带着人把那条毛瑟生产线从近千台设备里重新梳理出来，一件一件编号、拆解、打包，然后运到纽约港装船。
与此同时，周志宏、孙越崎、翁文灏、吴钦烈围坐在餐桌旁，面前摊着顾长柏花了三天三夜写出来的《中国兵工建设规划草案》。
顾长柏站在墙边，手里拿着一根木棒，墙上钉着一张中国地图，旁边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产能表格和产业链流程图的草稿。
气氛不像作战室那么紧张，但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凝重，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份规划的分量有多重。
“在座各位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专家，我说错了的地方，你们随时指出来。”
顾长柏用木棒敲了敲墙上那张写着四条原则的纸，“但在开始之前，我有三条原则，必须先定下来。这三条是铁律，任何人、任何部门、任何理由都不能破。”
他把第一条念出来：“弹药优先，轻武器次之，要优先保证子弹供应。”
(历史上的抗战，中国军队消耗子弹约十八亿发，本土仅生产不到十亿发；消耗炮弹约一千万发，本土仅生产四百万发。缺弹比缺枪致命十倍。很多士兵只有枪，但是没有子弹，或是一场会战，只发二三十发子弹。而日军，单兵配弹120发，所以出现过一个大队的日军追着一个师跑的场景。所以所有产能分配的优先级，必须按战时消耗的紧急程度来排，弹药永远排在枪支前面。有枪没弹，枪就是烧火棍。)
“第二条，”他用木棒点了一下第二行，“只仿成熟型号，绝对不搞自研。”
这话一出，吴钦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顾长柏接着说下去，“我知道有人觉得搞自研是争气。但现在不是争气的时候。德国毛瑟、捷克ZB-26，都是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设计，图纸现成，工艺现成，直接照着做，最省时间，良品率最高。我们连生产都做不到，就先别自研了。自研一款新枪，从设计到定型到试产到排除故障，没有三五年下不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吴钦烈沉默了几秒，缓缓点了点头。
“第三条，产业链先行，配套要能跟上。”顾长柏的木棒移到一张流程图上，上面从铁矿、煤矿一直画到硫酸、硝酸、无烟药，最后才连接到兵工厂，“没有钢铁、没有硫酸、没有铜，兵工厂就是一堆废铁。上游产业建设必须比兵工厂早启动，否则机器到了，原材料没到，机器就在仓库里吃灰。历史上我们吃这个亏吃得太多了。”
三条铁律定完，接下来排具体的产能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