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A4纸被投到了大屏幕上。
《6月家庭收支表》。
收入5200。支出6047。结余：847。
会场里一阵短暂的骚动。
很多人没想到，在这种听证会现场，会看到这种东西。
“这是我三年前的家用支出表。”陈启说，“当时我失业，住在中国一个没有电梯的城中村六楼。妻子的工资，一个月五千二。不够养家。”
“为什么我要那么快？”
“因为我没有时间慢慢来。”
他抬起头，直视着议员席。
“你们问，一个做金融出身的人，为什么能做出这种技术。”
“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没有退路。我的团队也没有退路。”
“苏明哲在破实验室里蹲了十二年。陶安然在硅谷失败后回国重来。周德明在日本大厂干了二十年，被排挤回国。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按在地上踩着。”
“我们不是在做一项漂亮的技术演示。我们是在用它活命。”
他把那张《家庭收支表》往前推了一点。
“所以你们觉得快。我不觉得快。我觉得慢。”
“如果不是被封锁太久，如果不是设备太贵，如果不是总有人试图掐死我们，我们本来可以更快。”
他说完，把手按在另一张检测报告上。
“再看右边。”
“这不是PPT。不是概念。不是估值模型。”
“这是结果。”
“185.2Wh/kg。4000次循环。微管缺陷率小于0.1。”
“你们可以质疑我们，可以不信任我们，也可以继续审查。”
“但报告在这里，样品在这里，数据也在这里。它们不是靠态度就能抹掉的。”
后排的记者，有人已经把镜头从陈启身上移到那两张纸上了。
左边，是一个普通家庭最狼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