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的最后一个月，谅山边防哨所的日子越来越难熬。
连长赵大勇是桂省平乐人，原先是第七军的排长，南撤时被留下来守边境。
他的哨所在山腰上，木板房，铁皮顶，屋里生个炭盆，到半夜还是冻手冻脚。
自从从上头下了死命令，边境全线封锁。
巡逻队从每天两趟加到四趟，铁丝网加高，地雷区往外扩了五十米。
鹰酱顾问说这叫建立可控边界，赵大勇不懂这些词，就知道一件事。
现在想从北边过来，难了，但人还是不停的往这边来。
起初是零星的，三五成群。
大多是边境的普通农民，拖家带口，背着包袱，说老家日子不好过，听说南华这边分田分地，想来讨生活。
按政策，这些人要查身份，没问题的送到后方安置点，该分田分田，该安排活计安排活计。
可最近半个月，来的不一样了。
这天下午，赵大勇正带人在三号界碑附近巡逻，步话机响了：“连长，四号哨卡抓到一伙人，二十几个，您来看看。”
赵大勇赶到时，那伙人正蹲在哨卡外面的空地上，被四个兵看着。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二十来口子，衣衫倒不算破烂，但满脸风霜，鞋上全是泥。
有几个女人在抹眼泪，小孩子冻得发抖。
带班班长过来汇报：“查过了，都是荔浦那边过来的。领头的是个姓黄的。”
赵大勇皱眉，大冬天的，怎么拖家带口过来了？
他走过去，蹲在领头那个老头面前。老头六十上下，穿着藏青棉袍，虽然脏了，料子看得出是好料子。
他脸上皱纹很深，眼神不停的躲闪。
“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赵大勇问。
老头声音沙哑：“黄德贵。荔浦黄家村的。”
“干什么的？”
黄德贵嘴唇哆嗦了一下，没答话。
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接话：“长官，我们是种田的，想过来讨口饭吃。”
赵大勇看了他一眼：“种田的？手伸出来我看看。”
男人伸出手。掌心有茧，但不算厚，手指细长，指甲缝干净，不像常年下地的。
赵大勇站起身，对班长说：“搜他们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