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很细：家里几口人，原来有多少地，谁种的，交多少租，土改怎么搞的，村干部叫什么名字，为什么选这条路过来......
黄德贵一五一十答。
说到祖坟被平时，眼泪又下来了。警察默默记，偶尔追问细节：
“你说坟头高三尺，具体多高？”
“平坟那天是几号？谁带的头？”
问了一个钟头，换他儿子进去。
问的问题大同小异，但角度不一样：“你爹说家里雇了五个长工，都叫什么名字？”
“你家被分地那天，你在场吗？谁说了什么？”
晚上回到营房，父子俩对答案。
“我说长工有阿福、阿贵、陈老三，你说呢？”
“我也是这么说的。警察还问陈老三家住哪，我说村东头第二家，门前有棵榕树。”
“对上了。”黄德贵松口气。
但也有没对上的。
有个周家地主，老爷子和儿子说的租子数额差了两成，被单独叫去又问了一遍。
最后查清是老爷子记错了，他管总账，儿子管收租，两人算的不是一回事。
虚惊一场。
过渡营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除了地主富商，还有前县政府的小科员、报社编辑、中学教员、中医先生。
大家白天在营区里走动，晚上挤在营房里聊天。
一个戴眼镜的前教师说道：“我是真没想到，南华这边审查这么严。我以为来了就能分地教书。”
旁边一个老中医捋着胡子：“严点好。那边就是太松，什么人都能用，结果呢？咱们这些读过几天书的，反倒成了罪过。”
有人压低声音：“你们说，咱们这些人里，会不会真有北边派来的？”
营房里安静了一瞬，氛围都冷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