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梧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剩下几片枯叶挂在枝头，被风吹得翻来覆去，像几只倔强的死蝴蝶，明明已经干透了，就是不肯掉下来。
远处金竹山方向的灰白色天际线在暮色里显得更沉了，像一块没有洗干净的白布，边上洇着煤灰染出来的深色痕迹。
程立看着那个方向，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两下。
然后他转身走回桌前，把谢小为的卷宗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那份不完整的尸检报告，把那行“未检出精液”又看了一遍。
看完了，合上卷宗，重新锁进抽屉里。
该放的饵，已经放下去了。剩下的，是等。
孙建国到金竹山煤矿那天，是个阴天。
天不是灰的，是一种发了霉的白。云层压得很低，像是有人把一块旧棉絮铺在了头顶上，把所有的光都吸走了。
空气里没有风，只有一种闷闷的、让人喉咙发紧的煤灰味。
他从冷水江市区出发，开着一辆灰色的旧面包车。车是借来的，不是警车，车牌也是普通民用牌照。
他特意换了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袖口磨出了线头，裤腿上沾着泥点，皮鞋上蒙着一层灰。
不是故意弄脏的，是出门前在花坛边上蹭了几下。在金竹山这种地方，穿得太干净反而惹眼。
从市区到金竹山，二十多公里的路，走了将近半个小时。越往里走，路越窄，越颠。
路两边的房子从楼房变成平房，又从平房变成低矮的土坯房和石棉瓦棚。
墙上刷着的标语被雨水冲花了，只能认出“安全生产”三个字的偏旁。
空气里的煤灰越来越重，混着一股说不清的酸味——不是硫磺，也不是沼气，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像是从地底下渗出来的什么在慢慢腐烂。
金竹山煤矿的大门比他想象的低调。两扇铁门，漆面斑驳，门轴生了锈，推开的时候大概会发出一种让人牙酸的声响。
门口没有岗亭，只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坐在传达室里，戴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镜看报纸。报纸举得很高，挡住了半张脸。
孙建国把车停在离大门几十米远的地方，没有熄火，先点了一根烟。
他坐在车里抽，眼睛看着路过的行人。矿区的街道上人不多，偶尔有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人走过，脚步匆匆，低着头，没人朝面包车这边看一眼。
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东西——不是疲惫，是麻木。
是在同一个地方待了太久、每天做同样的事、见到同样的人之后，脸上的肌肉自动调整到省电模式的那种麻木。
一根烟抽完，他推开车门下了车。
没有直接朝大门走。他拐进了旁边一条巷子。
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嫌挤，两边是低矮的职工宿舍，红砖墙，石棉瓦顶，墙上牵满了晾衣绳，横七竖八地拉着，上面挂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和小孩的裤子，被风吹得轻轻晃。
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把发黄的菜叶一片一片揪下来扔进脚边的搪瓷盆里。她抬头看了孙建国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择，动作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