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戏？”田庄庄来了兴致，“拍的什么题材？”
“上个月刚拍完一部文艺片，打算去柏林电影节碰碰运气。”包有为把硬盘放在茶几上，“我是咱们学校出来的，成片做完，总得拿回来请各位老师把把关。另外，也想厚着脸皮，求学院给写封推荐信。毕竟各位都是走过国际红毯的前辈。”
张建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落在那块黑色的硬盘上，语气透着严谨：“你第一部戏卖了一点五八亿，成绩亮眼。但商业片和文艺片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叙事逻辑。商业片成功，不代表你能在文艺片这条赛道上玩得转。”
这话说得很直白，也是圈内很多人的共识。
谢非教授端起保温杯喝了口茶，笑呵呵地打圆场：“建东啊，咱们都老喽。时代在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包有为这小子的调度能力我看过，底子厚实。说不定他这次真能给咱们弄出个惊喜来。”
田庄庄是个急性子，站起身拍了拍大腿：“光说不练假把式。走，去楼下的小放映厅，咱们现在就验验货。”
“等等。”一直没吭声的系主任王洪卫抬了抬手，拦住了众人的动作。
这位曾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担任过评委的资深老导演，目光锐利地盯着包有为：“片子先不急着看。包有为，既然你要去柏林，我想先听听，你对柏林电影节的选片倾向有什么判断？你凭什么觉得你的片子能入围？”
这是道考题，考的是对国际电影市场的宏观把控。
包有为站直身子，条理分明地作答：“我拆解过近五年柏林金熊奖的获奖作品。跟戛纳偏爱艺术探索、威尼斯注重先锋实验不同，柏林一直有着极强的政治性和现实主义倾向。他们看重社会议题的深度，以及导演在宏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表达。”
几位老师互相对视了一眼，微微点头。
“我这部《白日焰火》，外壳套的是犯罪悬疑和爱情，这是为了保证影片的可看性，扩大受众面。”包有为继续往下讲，“但它的内核，是在探讨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困境和人性异化。故事背景放在九十年代末的东北重工业基地，下岗潮、体制阵痛、边缘人物的挣扎。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赋予了影片很强的现实主义厚度。”
他指了指桌上的硬盘：“它既有警匪追凶的商业元素，又有对社会肌理的深度剖析。兼顾艺术性和商业性，这就是我的敲门砖。”
谢非教授放下保温杯，身子往前倾了倾：“你刚才提到个人表达。具体到镜头语言上，你是怎么处理的？比如人物心理状态的外化？”
“停！”田庄庄像装了弹簧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大声嚷嚷，“别往下说了！再说连底裤都漏光了，等会儿看片子还有什么意思！”
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金格在旁边摇着头感慨：“这小子明明是表演系出来的，怎么导演系的理论知识比咱们系的研究生还扎实？”
田庄庄一脸得意，仿佛是在夸自己的嫡传弟子：“你也不看看是谁带出来的。上个月我专门买票去看了那部《一九三零·旧梦》，镜头切得那叫一个干净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
谢非教授靠在沙发背上，看着包有为，长长叹了口气：“干咱们这行的，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天赋比努力重要得多。包有为这脑子，不仅能导，自己写故事的本事也是一流，是个极厉害的编剧。再加上这出挑的外形条件，老天爷算是把饭喂到嘴里了。”
徐通君连连点头赞同：“老谢说得对。这小子以后要是铁了心走自编自导自演的路线，内娱这块地盘，迟早得被他蹚平了。”
原本严肃的考校，变成了单方面的夸赞大会。办公室里的气氛彻底热络起来。
谢非教授兴致颇高，讲起了早年带团去柏林参展的旧事。
“那时候条件苦啊，大冬天在柏林街头啃冷面包。连个懂德语的翻译都没有，找个展映厅都能迷路半天。”谢非笑得眼角挤出皱纹，“哪像现在，你们这帮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出去都是专车接送，住星级酒店。”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插几句嘴，办公室里笑声不断。
王洪卫没有参与闲聊。他拉开抽屉，翻出印着学院抬头的推荐函模板，铺在桌面上。拔出钢笔，在纸上唰唰写下几行字，随后拿起红笔，在主竞赛单元和最佳导演几个选项上，重重地画了几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