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长的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小护士就已经羞的捂住了脸，年轻的民警把脸扭向一旁、不住的咳嗽，我也惊得张大了嘴。
与此同时，大厅里的其他人又都齐刷刷的看向了这边。
只有老民警依旧一脸严肃，仿佛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别怕，有姐在这里！”护士长越说越来劲，“妹妹，拿出证据来，把这条蛀虫从人民教师的队伍里清除出去！说，大胆的说！你到底有没有证据？”
“没有！”琳琳厌恶的摇了摇头，“我没那些恶心人的东西！”
“怎么能没有呢？”护士长一副特别失望的表情。
她想要整死我？
我在哪儿惹到过她吗？
老民警环顾了一下急诊大厅，刚退去没多久的人们又围上来了。
没办法，护士长的发言是“三俗”不假，但拦不住群众爱听啊！
事实上，群众们有点太爱听了。
除了原本就在大厅长椅上落座的病人家属外（十好几个人），输液室里举着吊瓶的病号（这家伙是第二次出来了），穿着白大褂的大夫（之前和民警交流的那位），秃脑袋、额头上还缠着渗血纱布的纹身豆豆鞋男（混烧烤摊的大哥？），手提外卖袋、身穿黄蓝制服的外卖小哥（大半夜谁点的咖啡！）……总之，只要是碰巧听见护士长那番“高论”的人都开始往这里集聚，甚至连坐轮椅的都来了！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姑娘推着轮椅从大厅深处的走廊口拐出来，轮椅里坐着一个白发秃顶老大爷，老头看着七八十岁，明明是快入土的年纪，吃瓜的劲头却比年轻人还足！不但一个劲儿的往我这边伸脖子，还不停地拍轮椅扶手、嘴里叽里咕噜的催促身后的小姑娘加快速度。
疯了，简直是疯了。
既然连快死的都来看热闹，那么接下来会是谁？停尸房里的“冻肉”？
显而易见，必须换个地方讨论！再这么下去，不出五分钟，急诊大厅就要改东北二人转大棚了！——台上大讲特讲黄段子，台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老民警可能与我持同样的想法。
只见他伸出手指了指大门旁边的警卫室，拍了拍我的背，径直把我朝那里引去。
琳琳见状也跟了过来，小护士掺着她的胳膊与她并肩行走，护士长则气鼓鼓、彪呼呼的跟在后面。
走在最后面的是那个年轻的民警，在我们进屋后，他把门从里面关上了。
不出意外的，门外传来阵阵叹息声。
实在不好意思，轮椅大爷，让你白跑一趟，这瓜没你的份。
“先坐下吧。”老民警说。
我环顾四周，此刻保安正在外面巡逻，警卫室里没其他人，屋子的陈设很简单，除了靠墙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外，屋子正中间有张一米见方的不锈钢桌子和几只铁制圆凳子。
老民警坐在靠门口的位置，我则被他安排在对面落座，凳面又硬又冷，很不舒服。
年轻民警没有落座，他双手自然下垂，站在老民警左侧靠近门边的地方。
显然，他俩这是处于防御位置，怕我夺门而逃。
这般情形，除了没给我带手铐，其他跟审讯室一模一样。
护士长一屁股坐在我左手边，一只手拍在桌面上，侧着身子，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
小护士则贴心的拉着琳琳坐在我右手边，然后开始轻声细语的帮琳琳出起了主意：
“姐姐，你想想看，你手机里有没有证据？”
“没有。”琳琳说，“怎么会有呢？他俩（大概指我和那个莫须有的‘未婚妻’）不可能把视频和照片传给我看，否则他俩得多变态啊。”
“倒也是……那他的手机里是不是有相关证据呢？”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琳琳说，“但我又不能看他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