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30分整，英军少尉终于放下望远镜，对着机枪手做了个“停火”的手势。维克斯重机枪的枪管已烧得通红，冒着缕缕青烟，冷却水套筒滋滋作响，散发着热气。印度巡捕们脸色惨白，不少人扶着掩体剧烈呕吐，空气里的血腥味、焦臭味、粪便味混合在一起，令人作呕。
东桥的保罗也意犹未尽地松开火焰喷射器的扳机，他掏出一根新雪茄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走到雷诺面前邀功：“长官，任务完成，暴乱彻底平息。我至少干掉了四十个！”
雷诺点了点头，刚想说话，不远处的血泊里，一个腹部中弹的码头工人突然抽搐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保罗皱了皱眉，拔出腰间的鲁格手枪，走到工人面前，对准他的额头扣下扳机。
“砰。”
一声清脆的枪响，在死寂的长街上格外刺耳。这是这场屠杀的最后一声枪响，上午10点45分，沙面租界的枪声，彻底停了。
肉眼可见的尸体，在西桥外堆积四十余具，东桥外三十余具，小巷里还有被追杀的七八具，总计七十八具。而重伤呻吟者五十余人，轻伤能爬行的百余人，他们拖着残躯，在尸体和血泊中艰难挪动，身后留下蜿蜒的血痕，眼里满是极致的恐惧。
可沙面岛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法国俱乐部二楼的阳台上，早已摆上了香槟、甜点和精致的餐点，殖民者们站在阳台上，像观看一场精彩的戏剧般，俯瞰着桥外的人间地狱，脸上满是戏谑与傲慢。
一个法国商人掏出猎枪，对着街面一个正在艰难爬行的伤者瞄准，嘴角挂着笑：“赌十法郎，我打中他的右手。”
枪响，伤者的右手手掌被猎枪散弹打得血肉模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商人大笑起来，周围的同伴纷纷鼓掌，为他的“准头”喝彩。
一个自诩为艺术家的法国侨民，指挥着几个安南巡捕，指着地上的尸体颐指气使：“把那些尸体摆成V字形，对，胜利的V！我要拍照寄回巴黎参展，作品名就叫《文明的胜利》！”
安南巡捕们嘻笑着，像摆弄木偶一样拖动尚有余温的尸体，有的尸体被拖断了胳膊，有的被压碎了头骨，扭曲的V字形在青石板上展开，成了最残忍的“艺术”。
还有一个法国天主教神父，手持十字架，站在阳台边，对着尸横遍野的街道划了个十字，喃喃道：“主啊，宽恕这些迷途的羔羊，洗净他们的罪孽吧。”说完，他转身看向雷诺，语气自然地问道，“领事先生，午餐的勃艮第炖牛肉，可以多加些黑胡椒吗？我喜欢浓郁的味道。”
英国领事靠在阳台栏杆上，放下望远镜，对雷诺淡淡开口，语气里没有丝毫波澜，只有算计：“效率不错，但卫生是个问题。这么多尸体，天气热了，恐怕会滋生瘟疫，影响租界的生意。”
雷诺端起香槟抿了一口，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放心，下午就处理。我已经通知了‘清洁公司’，让他们来收拾这些垃圾。”
他们的对话轻飘飘的，仿佛脚下的七十八具尸体，不过是些碍眼的杂物，而非活生生的人命。 上午11时，雷诺口中的“清洁公司”来了。二十几个面黄肌瘦的华人苦力，在几个法国工头的皮鞭驱赶下，推着十几辆像粪车一样的板车，战战兢兢地走进屠杀场。他们不敢看地上的尸体，只能低着头，任由皮鞭落在身上。
殖民者制定了严苛的处理流程，每一步都充满了对死者的践踏与侮辱。
珠江边，苦力们在工头的呵斥下，抬起板车斗，几十具尸体噗通噗通落入浑浊的江水，溅起沉重的水花。有的尸体浮在水面，随波逐流，像一具具漂浮的木偶；有的沉入江底，可没过多久，就因内脏腐烂产生气体再次浮上水面，身体肿胀如鼓，面目全非。
下游的渔民，当天撒网打捞，捞上来的鱼肚子里，竟有未消化的人体组织碎片。消息传开，整个广州城，接连数日无人敢食江鱼，珠江的水，仿佛都被鲜血染透了。
而最后的侮辱，发生在几个被允许进入的中国记者身上。法军允许他们拍照“记录现场”，却全程派人监督，不准拍殖民者的暴行，只能拍“暴乱的后果”。一个记者趁监督的水兵不注意，悄悄将镜头对准了刘大柱夫妻的尸体，想拍下那枚隔在两人手指间的法国铜纽扣，记录下这份悲惨。
可他刚按下快门，就被一个法国水兵发现了。水兵大步走过来，一脚狠狠踩在刘大柱的脸上，军靴底在死者的脸上用力拧了拧，留下一个清晰的污泥鞋印。然后他转头对记者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拍啊，继续拍，这样更有‘故事性’，不是吗？”
闪光灯再次亮起，定格了中华民族最屈辱的一幕：为国流血牺牲的士兵遗属，死后仍被侵略者无情地践踏在脚下，尊严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