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张铁路”的股票，王小虎手里有三十张。
那是去年冬天，厂里发年终红利时，会计笑眯眯推荐的：“王工，这铁路股票，稳赚！朝廷规划的，从北京到张家口，以后还要往北修。您想想，这得运多少煤、多少货？买了准没错！”
小虎不懂股票，但看厂里老师傅们都买了，陈铁山也买了五十张，就把大半积蓄投了进去。头两个月，股票真涨了，三十两银子买的，涨到四十五两。会计劝他卖，他想着等涨到五十两再说。
结果这一等，就等到了春天的大跌。
三月开春，本该是兵工厂最忙的时候。可今年怪了，订单一下子少了大半。小虎去问陈铁山，老工匠抽着闷烟，半天才说：“铁路公司……倒了三家。”
“倒了？”小虎没明白，“不是朝廷在修吗？”
“朝廷是规划，修路的是商人集资。”陈铁山把烟斗磕得啪啪响，“那些商人，有的拿着图纸就敢发股票，地都没征完呢。如今银子断了，路修了一半摆在那儿，股票就成了废纸。”
小虎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自己那三十张股票，手心开始冒汗。
还没等他去交易所问，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先是上海那边，永昌纺织厂的女工小翠写信来，字歪歪扭扭：“李婶让我写信，厂里停工了。说是洋人的订单少了，仓库里的布堆成山，卖不出去。”
接着是广州十三行的朋友指信：“南洋的商船少了三成，货压着发不出去。银行在催贷款，好几个行主连夜跑了。”
最要命的是四月初八那天早上，小虎去银号取钱，想给娘寄生活费，却看见银号门口排了上百人的长队。挤挤攘攘，人人脸上都是慌的。
“怎么回事？”他问前头一个老汉。
老汉跺脚：“‘裕泰银号’昨晚倒了！掌柜的卷钱跑了！咱们存的银子，全打了水漂！”老汉说着哭起来，“那是我攒了十年，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啊……”
小虎心里一沉。他想起自己存钱的“通源银号”，拔腿就往那儿跑。还好，“通源”还开着门，但取钱的人也排到了街上。伙计扯着嗓子喊：“别挤！都有！都有！”
可那声音，虚得很。
紫禁城里，杨振华三天没合眼了。
奏折堆成小山，说的都是一件事：钱。
户部尚书跪在地上，老泪纵横：“陛下，上海倒了七家银号，广州倒了五家，北京昨天也倒了两家。储户在衙门门口哭嚎，有几个想不开的，已经跳了河……”
“工厂呢？”杨振华问，声音沙哑。
“纺织厂停了六成，铁厂停了四成，船厂……新船订单全撤了。”工部尚书递上另一份奏折，“粗略估算，失业的工人，怕有百万。”
杨振华闭上眼睛。他想起十年前，第一次听说“股票”这玩意儿时，还觉得新鲜——商人集资办大事，朝廷省心省力。这十年来，铁路修了，工厂开了，商船满世界跑，国库岁入翻了两番。
可没人告诉他，这东西能涨，也能跌。涨的时候，人人都是富翁；跌的时候，百万家财一夜成空。
“原因查清了吗？”他睁开眼。
“查清了。”新任的经济顾问是个留过洋的年轻人，说话直，“第一，盲目投资。光是规划中的铁路就有二十条，实际需要的不到五条。第二，金融监管……几乎没有。银号可以随便开，股票可以随便发。第三，欧洲战争结束了，咱们的军火、布匹出口，少了四成。”
杨振华沉默了很久。暖阁里只听见炭火噼啪声。
“拟旨。”他终于开口，“第一，中央银行拨银五百万两，给还有救的银号紧急贷款，让他们先兑付小储户的存款。大储户……缓一缓。”
户部尚书急了：“陛下，这要开先例，以后……”
“没有以后了。”杨振华打断他，“第二，以工代赈。黄河、淮河、长江，所有水利工程，全部开工。修路、修桥、修码头，官府管饭，发工钱。先把失业的人安置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四月的北京，本该是柳绿花红，可窗外那些官员的轿子匆匆来去，像逃难似的。
“第三，”他转身，目光扫过满朝文武，“制定《证券交易法》、《银行法》。从今往后，发股票要审核，开银号要保证金。股市……设涨跌限额。”
老臣们面面相觑。这些词，他们听着都陌生。
“陛下，”一位翰林学士小心翼翼地问，“这岂不是……与民争利？”
杨振华笑了，那笑容苦涩：“不与民争利，民就要争命了。你们去看看，现在街上多少人在哭，多少人在骂。再不管，就不是经济危机，是社会危机了。”
王小虎最后还是没取出钱来。
“通源银号”在第四天也关了门，贴出告示：“暂停兑付，等候官府处置。”小虎站在那张告示前，看着自己十年的积蓄——二百两银子，就这么变成了纸上数字。
他浑浑噩噩走回兵工厂，却看见厂门口也贴了告示：“因订单减少，即日起减产三成，部分工人暂时回家待工。”
厂里已经乱了。年轻徒弟蹲在墙角哭：“师傅，我娘病了，就等着我寄钱买药……”老工匠们默默收拾工具，眼神空空的。
陈铁山把小虎拉到办公室，关上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布包：“我这里还有点现银，你先拿着，给你娘寄去。”
小虎摇头：“师傅，您也有家要养……”
“我儿子在水利衙门，饿不着。”陈铁山硬塞给他，“这难关，咱们得互相搀扶着过。”
那天晚上，小虎写信给娘。写写停停，最后只写了几句：“娘，儿一切都好，钱过些日子寄去。厂里忙，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