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得最凶的时候，总统府里也在开会。
杨振华面前摆着一摞报刊，有《晨报》《国民日报》，也有《传统月刊》《国粹报》。他翻了几页，抬头问教育部长：“现在大学里，这两派教授相处得怎么样？”
教育部长苦笑：“表面上客客气气，私下里谁也不服谁。不过……倒是有个好处，学生们听课更认真了，生怕漏了什么观点。”
“那个《金陵十二钗》，查过了吗？作者是谁？”
“查了。笔名‘雪芹’，真名曹霑，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家道中落了。书是写得好，就是思想有点……激进。”
“激进到什么程度？”
“倒也没直接批评朝政，就是借人物之口，说了些质疑传统的话。比如女子才德、科举利弊、家族礼法这些。”
杨振华点点头，又问：“艺术界呢？听说美术学院差点打起来？”
“没那么严重，就是争论激烈。不过总统，我觉得这是好事。文化这东西，一潭死水才可怕，有争论才有活力。”
一直没说话的杨振华开口了：“活力要有，分寸也要有。我听说，上海有报纸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广州有刊物鼓吹暴力革命。这些，就不是学术争论了。”
会议室安静下来。
杨振华沉吟良久：“这样吧。文化要繁荣，思想要争鸣，但底线要有。成立个‘文化审查委员会’，不是要管学术争论，也不是要禁这禁那，而是防着那些真正煽动颠覆、危害国家的言论。”
他顿了顿：“委员会的成员要多元，保守的、进步的都要有。审查标准要公开，不能凭个人好恶。重点是，既要给文化松绑，又不能放任脱缰。”
六月初，“文化审查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七人：有钱穆斋这样的传统派代表，有陈寅这样的西学派学者，有作家、画家、报人，还有一位政府代表。
第一次开会就吵了两个时辰。
焦点是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最新一期上有篇文章，题目是《重新评价孔子》。文章认为，孔子思想有其时代局限，不该全盘接受，而应批判继承。
钱穆斋坚决要求删掉这篇文章：“孔子乃万世师表，岂容妄加评议！”
陈寅反对：“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孔子也是人，为何不能评价？”
其他委员也分成两派。吵到后来，政府代表说话了：“这篇文章，是在学术范围内讨论，还是意在颠覆？”
大家仔细读了一遍，结论是：文章虽然犀利，但属于学术争论范畴，没有煽动暴力或颠覆政权的内容。
“那就保留。”政府代表一锤定音，“委员会只审查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不干涉学术争论。”
这个原则定下来，后来的审查就有了依据。《新青年》那期杂志顺利出版，虽然又被《传统月刊》狠批了一顿。
夏天来临时，文化界的争论不仅没平息，反而更加热闹。
新知书局办了场“白话文学讲座”，来了三百多人，站都站不下。林风的画在巴黎博览会上得了奖，消息传回国内，又引发新一轮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艺术的胜利”，有人觉得“迎合洋人口味，不足为喜”。
钱穆斋和陈寅的论战告一段落，但两人共同开了门课，叫“中西思想比较研究”。选课的学生挤满了大教室，连窗外都站了人。
最意外的是《金陵十二钗》。这本书不但没被禁，反而越卖越火，连南方各省都有了盗印本。作者曹霑突然成了名人，但他深居简出，很少见客。有记者好不容易采访到他，他只说了一句：“我就是写了个故事，没想那么多。”
倒是书中那些“离经叛道”的话，被许多年轻人记在本子上，私下里讨论。
九月的一天傍晚，杨振华忙完公务，走到院子里透气。秘书长跟在一旁，手里拿着最新的舆情报告。
“总统，文化审查委员会成立三个月，处理了十七起争议。其中十五起放行，两起要求修改。社会反应……还算平稳。”
杨振华看着西边的晚霞：“平稳就好。文化这东西，管死了就僵了，放开了又怕乱。这个度，难拿啊。”
“钱老先生和陈教授最近倒是缓和了。听说两人还一起喝茶论道。”
“是吗？”李国华笑了，“那就好。有争论不怕，怕的是不争论，或者不让争论。”
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留学欧洲时看到的景象。那里的书店里，什么书都有；咖啡馆里，各种观点交锋。当时他想，什么时候中国也能这样。
现在好像有了一点苗头。虽然吵吵嚷嚷，虽然针锋相对，但思想在碰撞，文化在生长。
只是……
“北方边境有什么新消息？”他突然问。
秘书长脸色一肃：“沙俄又在增兵。英国军舰这个月第五次靠近珠江口。”
杨振华沉默地看着晚霞一点点消失在天边。
文化在复兴，思想在争鸣，这是盛世该有的景象。但盛世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国内的争论再激烈，终究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吵架。可门外，虎狼正眈眈而视。
他转身回屋时，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时代需要的，不仅是繁荣的文化，不仅是活跃的思想，还需要一种能凝聚人心的东西——一种既植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新精神。
但这种精神是什么？该怎么培育？他不知道。
夜风渐凉，北平城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茶馆里，人们还在争论白话文的好坏；书店里，年轻人翻阅着新到的书刊；大学教室里，教授讲解着中西思想的异同。
这是一个喧闹的、矛盾的、充满生机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