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1年正月初十，李国华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正式就任第三任总统。
那天北京下了小雪，薄薄的一层盖在琉璃瓦上。观礼台坐满了人：各国使节、各界代表、还有杨振华那一批休元老。四十六岁的李国华穿着黑色西装——他没按传统穿长袍马褂，说要“与时俱进”——站在麦克风前宣誓。
誓词念完，掌声响起。李国华看向台下，杨振华坐在第一排正中，朝他微微点头。旁边是赵铁柱，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陈启明坐在另一侧，手里拿着笔记本，随时准备记录的样子。
就职典礼很隆重，但李国华心里清楚，接下来等着他的，是一堆烂摊子。
就职第三天，内阁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财政部长先汇报情况，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总统，去年咱们的财政赤字是八千万银元。经济危机刚过，工厂倒闭了三成，失业人口估计有五百万。各省欠的债务加起来……说出来吓人，两个亿。”
“两个亿？”李国华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地上，“怎么欠的？”
“修路、建厂、买机器，都是前几年大干快上时欠的。现在经济不好，税收不上来，利息都还不起了。”
工业部长接着汇报：“失业问题最严重的是天津、武汉、广州这些工业城市。我上个月去天津，纺织厂门口天天聚着人，等着招工。可厂子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哪还招人？”
农业部长叹气道：“农村也不好过。粮价跌得厉害，农民种地不赚钱，好多人都往城里跑。可城里又没工作，这不是两头堵吗？”
教育部长小声说：“咱们推行的义务教育，现在只覆盖了三成适龄儿童。不是不想推，是没钱……”
李国华听着，心一点点往下沉。
他知道形势严峻，但没想到这么严峻。
散会后，他把几个心腹留下，开了个小会。
“当务之急是三件事。”李国华在纸上写，“第一，解决失业问题，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第二，缩小贫富差距，社会太不平等要出乱子；第三，整顿地方财政，特别是边疆那几个省，听说都快独立王国了。”
秘书长提醒道：“总统，还有军队那边。赵将军虽然表态支持，但他手下那些将领，特别是驻扎边疆的，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上次说要裁减非战斗人员，硬是没推动。”
李国华点点头：“一步步来。先解决经济问题，经济稳了，其他事才好办。”
二月初，李国华推出了他的第一套改革方案。
核心是财政改革：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年收入一千银元以下的，不交税；一千到五千的，交百分之五；五千到一万的，交百分之十；一万到五万的，交百分之十五；五万以上的，交百分之二十。最高一档，年收入十万以上的，交百分之二十五。
这政策一公布，炸锅了。
上海租界里的洋行买办、工厂老板、大商人，一个个跳起来骂娘。
“百分之二十五？抢钱啊！”纺织大王张老板在商会聚会上拍桌子，“我辛辛苦苦办厂，养活几千工人，现在倒好，赚的钱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凭什么？”
“就是！”船运公司的王经理附和，“李国华这是杀富济贫！他在上海当市长时就这德行，现在当总统了，变本加厉！”
更让他们生气的是，这些税收要用来扩大社会福利：建平民医院、免费学堂、失业救济所。用富人的钱，给穷人办事。
“咱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几个大资本家联名上书，措辞激烈，“如此重税，必将打击工商业积极性，导致资本外流，最终损害国家经济！”
这份上书抄送了一份给杨振华。
杨振华在香山家里收到信，看了两遍，没说话。
夫人端茶过来，轻声问：“振华，你怎么看？”
“国华这孩子，胆子不小。”杨振华放下信，“百分之二十五的税率，确实高了点。我当年搞工业化，还得靠这些资本家投资呢。”
“那你要劝劝他？”
杨振华摇摇头：“劝什么？他是总统，他有他的考虑。我们这些老头子，该退就彻底退，别指手画脚。”
话虽这么说，几天后李国华来拜访时，杨振华还是问了句：“税率是不是定得有点高？”
李国华早有准备，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数据：“老总统，您看。这是去年的统计，全国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六十的财富。基尼系数到了零点四五，快接近危险线了。再不调节，社会要撕裂的。”
杨振华接过资料，看了很久。他想起五十年前，他们革命时喊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不打土豪了，但贫富差距又成了新问题。
“你考虑过资本外流的风险吗？”杨振华问。
“考虑过。”李国华说，“所以配套政策是：所得税主要用于国内建设，创造需求，实际上会给企业带来新订单。而且我们扶持中小企业，限制垄断，让经济更健康。”
杨振华点点头，不再多问。临别时只说了一句：“步子别迈太大，容易扯着。”
财政改革刚推出，农业改革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