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开始离乡。河北保定府的张老汉，家里六亩地，一年到头刨食，勉强糊口。听说天津工厂招工，一个月能挣二两银子，他一咬牙，带着两个儿子进了城。
头一个月，真挣了四两银子，爷仨乐坏了。但第二个月，小儿子累病了，看病花去三两。第三个月，厂里赶工，一日做十个时辰，大儿子熬不住，手指被机器轧断。厂主赔了五两银子，把人辞退了。
张老汉蹲在天津卫的窝棚里，看着断指的儿子，老泪纵横：“早知这样，不如在家种地……”
同样进厂的女子，却有不同的感受。
苏州女子林秀儿，十八岁，原是绣坊学徒，三年出师才能接活。如今进了上海纺织厂，第一个月就挣了一两半。她在女工宿舍里对姐妹们说：“咱们自己挣钱自己花，不用看爹娘脸色，不用等丈夫施舍。这日子，从前想都不敢想。”
女工们开始识字。厂里办夜校，林秀儿第一个报名。她学得刻苦，半年后能读报写信了。有次厂主克扣工钱，她领着十几个姐妹去理论，说得头头是道，厂主不得不补发。
消息传开，更多女子走出家门。共和四十年，全国工坊女工已达三十万。她们剪短发、穿简装，在街头昂首挺胸，成了新时代一景。
黄宗羲看在眼里，既欣慰又忧虑：“女子能自立，是好事。但家庭纲常，不可废啊。”
杨振华笑：“梨洲先生，纲常不是固定不变的。女子能挣钱养家，在家的地位自然提高，夫妻更相敬如宾，这才是新纲常。”
矛盾终究爆发了。
共和四十一年夏，广州最大的“永昌纺织厂”发生工潮。起因是厂主要求每日多做两个时辰，却不加工钱。工人们罢工，厂主报官，抓了十几个带头者。
工人们聚集在厂门口，越聚越多，有上千人。眼看要酿成暴乱，广州知府急报北平。
杨振华连夜召集会议。赵铁柱主张镇压：“聚众闹事，按律当惩！调一营兵去，看他们还敢不敢？”
周文远反对：“不可！工人诉求有其理。一日做工十个时辰，铁打的也撑不住。镇压只能解一时，仇恨却种下了。”
施琅刚从南洋回来，也发言：“总统，我在欧洲时听说，英国有工厂主苛待工人，结果工人砸机器，损失惨重。咱们得防患未然。”
杨振华沉思良久，终于开口：“双管齐下。第一，立即制定《工厂法》，规定：禁止雇佣十二岁以下童工；成人每日做工不得超过八个时辰；机器致残者，厂主须终身赡养；设工部巡查司，监督各厂。”
“第二，”他看向周文远，“文远你去广州，调解工潮。告诉厂主：善待工人，工人才能好好干活。告诉工人：合理诉求，朝廷支持；但不可聚众闹事，触犯律法。”
《工厂法》草案一出，天下震动。
工厂主们联名上书：“此法令若行，成本大增，工厂恐难维持。”
工人们却欢欣鼓舞，称杨振华为“工人之父”。
国会连议三日，最终通过。杨振华在签字时，对黄宗羲说：“我知道，这法令会让一些工厂关门。但那些靠压榨工人牟利的厂，关门也罢。真正有远见的厂主，会明白：工人不是牛马，是人。对人好，人才能尽心出力。”
法令实施后，最初确有几十家小厂倒闭。但大厂如华盛、永昌，反而更兴旺了——工人有了保障，干活更卖力；事故少了，损失也小了；名声好了，招工更容易。
最妙的是，蒸汽机的应用越来越广。
共和四十二年，老王带着徒弟们造出第一台“蒸汽拖拉机”。虽然笨重，但力大无穷，一天能耕五十亩地。试用那天，直隶的老农围观看热闹，啧啧称奇：“这铁牛，比真牛强！”
铁路也从厂区铺到了城外。第一条正式铁路，从天津机器局到塘沽港，三十里长。通车那天，客货混装，车厢挤满了人。从天津到塘沽，只要半个时辰，而从前坐马车要两个时辰。
乘客们扒着车窗，看外面田地飞逝，又兴奋又害怕。有个老秀才颤声吟道：“呜呼！缩地有术，莫非仙家手段？”
车头的老王听见，哈哈大笑：“不是仙术，是蒸汽！”
杨振华没有去坐第一趟车。他站在北平城楼上，望着南方——那里，上海、广州的工厂烟囱如林；望着西方——武昌的煤矿日夜不息；望着东方——天津的铁路正在延伸。
这个世界，正在被蒸汽重塑。
继华站在父亲身边，忽然问：“爹，机器越厉害，要的人越少。那多余的人怎么办？”
杨振华摸摸儿子的头：“问得好。机器省了人力，这些人力可以去读书、去发明、去创造新东西。就像蒸汽机省了纺纱工，纺纱工可以去织布、去染色、去设计新花样。人总有新事可做，只要肯学、肯想。”
他顿了顿，又说：“但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朝廷要办更多学堂，教人新技能；要引导新产业，吸纳人力。这是比造蒸汽机更难的事，但必须做。”
远处，又一列火车鸣笛，“呜——”的声音回荡在华北平原上，像在回应这个新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