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分食一碗梨汤，窗外秋风掠过屋檐，发出呜呜的轻响。但屋内是暖的，灯是亮的，人在身边。
这一刻的安宁，足以抵御世间所有风雨。
夜深了，槐树胡同三号里，傅云舟却忽然醒了。
他是被梦惊醒的。梦里又回到监狱，冰冷的镣铐，刺眼的灯光，还有皮带抽在身上的闷响。惊醒时，浑身冷汗，心脏狂跳。
他坐起身，黑暗中急促地喘息。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投出模糊的光斑。过了好一会儿，心跳才渐渐平复。
下床，点亮油灯。昏黄的光驱散梦魇的残余。他走到书桌前，看见那封卖菜老汉的来信，在月光下静静躺着。
傅云舟拿起信，又读了一遍。错别字很多，有些句子也不通顺，但意思很清楚：摊位费涨了，菜价却不敢涨，因为涨了就卖不出去。一天挣的钱，除去本钱和摊位费，只剩十几个铜板，不够一家五口吃饭。
他想起白天在菜市看见的那些面孔——黝黑的、布满皱纹的、为了一分钱讨价还价半天的面孔。他们可能一辈子没读过书，不懂什么主义、什么思潮，但他们懂得日子难过，懂得要活下去。
从前他写文章，总想着要唤醒民众，要启迪民智。可现在他想，也许民众不需要被居高临下地“唤醒”。他们本就清醒着，在生活的重压下清醒地挣扎。他们需要的，也许只是一点实实在在的改变——摊位费少收一点，路修平整一点，孩子能上学堂认几个字。
傅云舟重新铺开纸，提笔写下新的一行：
“今日见卖菜老翁，手如枯枝，面如风霜。问其生计，摇头叹息。归家读其来信，字歪斜如稚子，然字字沉重……”
他写得很慢，写到天边泛起鱼肚白。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才发现手指都僵了。
推开窗，晨风清冷，带着落叶和泥土的气息。东边天空泛起淡淡的玫瑰色，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傅云舟活动了下手腕，将写好的稿子叠好。今天，他要去找那个卖菜的老汉，要去菜市看看，要去问清楚摊位费到底涨了多少，为什么涨。
这不是什么宏大的文章，也许登出来只有豆腐块大小。但它连着一个人的生计，一个家庭的温饱。
他洗漱完毕，换了件干净长衫。出门时，王婶子正在院里晒被子，看见他，笑道：“傅先生这么早？”
“去菜市看看。”傅云舟说。
“哟，买菜啊？这时候去正好，新鲜。”王婶子热心地说，“要买什么？我给你推荐几家实在的。”
傅云舟笑了笑：“先看看，顺便办点事。”
走出胡同，街上已有零星行人。早点摊子冒出腾腾热气，炸油条的香味飘来。卖豆浆的吆喝声悠长：“热豆浆——刚磨的热豆浆——”
傅云舟在一个摊前坐下，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摊主是个哑巴，比划着手势，笑起来满脸皱纹。豆浆醇厚，油条酥脆，他慢慢吃着，看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吃完付钱，哑巴摊主找零时多给了两个铜板，比划着说“第一次来，便宜”。傅云舟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心里却想：这样实诚的人，在北地似乎不少。
走到菜市时，已是人声鼎沸。各种蔬菜水灵灵地摆着，鸡鸭在笼里扑腾，鱼在盆里游动。傅云舟按信上的描述，找到了那个卖菜的老汉——在菜市最西头，摊位很小，摆着些白菜、萝卜、土豆，都是最普通的菜。
老汉正蹲在地上整理菜叶，听见脚步声抬起头。他约莫六十岁，背有些驼，脸上皱纹深如刀刻。
“老人家，”傅云舟蹲下身，“这白菜怎么卖？”
“两文钱一斤。”老汉声音沙哑，“新鲜着哩，今早刚摘的。”
傅云舟挑了一棵：“就这个吧。”付钱时，他状似随意地问，“听说摊位费涨了？生意还好做吗？”
老汉脸色顿时苦下来：“可不是涨了！以前一天五个铜板，现在要八个。我这小本买卖，一天也就挣十来个铜板，这一下就去了一大半。”
“为什么涨？”
“说是要整修菜市，排水啊、棚顶啊。”老汉叹气，“整修是好事，可这钱都摊到我们头上……唉，也没处说理去。”
傅云舟点点头，没有多问，提着白菜走了。他在菜市里转了一圈，又问了几个摊主，说法大致相同：摊位费涨了，生意难做了，但“上面”的决定，老百姓能怎样？
走出菜市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秋阳温暖，照着熙攘的人群，照着那些为生计奔波的面孔。
傅云舟站在街口，望着这一切。手中的白菜沉甸甸的，菜叶上还沾着晨露。
他忽然明白陈望之那句话的意思了：“写你看见的北地。”
他看见了。看见了问题，也看见了人。而他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把这些问题摊开来，让该看见的人看见，让能解决的人解决。
深吸一口气，傅云舟转身往报馆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