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6月4日，里约峰会全体会议。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走上讲台时，会议厅的嘈杂声逐渐平息。
他没有念稿，声音低沉克制，与惯常的激昂演讲判若两人。
“如果我们想要使人类摆脱这种自我破坏，”卡斯特罗说道，“就应该更好地分配地球上的可支配财富和技术。”
“要减少少数国家的奢侈浪费，使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贫困和饥饿更少一些。”
他停顿，目光扫过台下老布什座位方向，那里空着。
“不要再向第三世界输出，会摧毁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让人类的生活更理性。”
“执行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为生态债务，而不是外债，去掏钱。”
“让饥饿消失，而不是让人类消失。”
掌声从南方国家代表席爆发，如热带雨林里的倾盆暴雨。
西贡战略室。
龙怀安关掉电视，对旁坐的情报分析主任说：“这段话我们的人递进去的？”
“不是。”主任摇头，“卡斯特罗不需要别人替他写稿。”
“但我们的人帮他确认了一些数据，特别是美国碳排放占历史累计24%那个数字。”
“哈瓦那原本用的是70年代的老数据。”
“很好。”龙怀安端起茶杯，“让南方知道谁是朋友。”
“让北方国家知道南方国家不是一盘散沙。”
同日晚，里约会展中心地下车库。
克劳斯手下最得力的手下，前斯塔西外勤汉娜·沃尔夫，与一名南亚环境NGO负责人进行了二十分钟“偶遇”谈话。
这位负责人是“七十七国集团”峰会，谈判团队的非正式顾问。
“你们明天要在谈判桌上，提技术转让和生态债务，”汉娜用流利英语说道。
“欧洲人会点头同意的，但美国人应该会继续保持沉默。”
“但你们需要让美国人开口，愤怒的，防御性的，拒绝的开口，只要说话就可以，无论说什么。”
“为什么？”顾问问。
“因为沉默不是新闻。”
“布什说美国生活方式不向谈判开放，是全世界的头条。”
“如果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吭声，头条就是峰会平淡收场。”
汉娜递过一张纸条。
“明天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团不会出席。”
“我们需要你们的人在签字后，立即召开记者会，不要骂美国，要感到遗憾，为地球遗憾，为人类遗憾。”
“语气要沉痛，不要愤怒。”
顾问看了纸条，上面是预先拟好的三句英文：
“美国缺席的地方，不是签字的空白，是领导力的真空。”
“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华盛顿。”
“我们不是来谴责，我们是来邀请，邀请美国加入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不是谴责，”顾问抬起头，“这是挽联。”
“是的。”汉娜说，“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153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美国席位空置。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当晚登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
次日出现在巴黎，柏林，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
《卫报》专栏作家写道：“里约有许多沉默，但最响亮的沉默，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
92年6月中旬，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森林原则声明》被批评为“空洞的废话”，《21世纪议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
“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现在需要第二步：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
“时间窗口？”克劳斯问。
“三周后，慕尼黑，G7峰会。”
“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
克劳斯沉默三秒：“三周足够，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