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11月，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旁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
窗帘后的包厢里，九黎对外联络部欧洲司司长李征宇，正与三位东德客人进行着可能改变历史的会谈。
“根据我们的分析，”李征宇将一份德文报告推过桌面，“两德统一在未来三年内发生的概率超过70%。”
“不是是否统一的问题，是何时，以何种形式统一的问题。”
对面的三人身份各异：
卡尔·穆勒，东德国营精密仪器联合体总经理。
他是一名统一担忧派，害怕西方资本吞并自己的企业。
汉娜·施密特，东德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
她是理想失落派：担心统一后科研经费转向短期盈利项目。
弗兰克·瓦格纳，东德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他是身份焦虑派：忧虑东德文化在统一后被边缘化。
“统一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李征宇逐一分析：
“穆勒先生，您的企业会被西门子或博世收购，您可能提前退休。”
“施密特博士，您研究了二十年的古植物基因库项目会被砍掉，因为没有商业价值。”
“瓦格纳先生，东德电影会被贴上宣传品标签，在电影史中消失。”
三人沉默。
这些话刺痛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但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李征宇展开方案。
“东德遗产保全计划”
计划核心：在统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提前转移东德最有价值的资产：人才，技术，文化成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整个计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学者庇护计划”。
目标人群：东德各领域顶尖专家。
转移方式：他们以“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名义前往九黎。
待遇承诺：九黎承诺保留原职称和研究方向，实验室经费不低于东德时期，研究档案，实验数据可全部带走，家属随行，子女教育保障。
第二部分：“设备更新计划”。
针对：东德特有的精密制造，光学仪器，化工技术。
操作：以“设备淘汰”“技术转让”名义，将核心设备运往九黎。
第三条：“文献抢救计划”。
重点：将东德七十年积累的社会档案，统计数据，政策实验记录打包运走。
方法：以“学术研究资料交换”名义复制运出。
这些数据将成为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独一无二资料库。
“我们不是在购买，” 李征宇强调，“我们是在保管。”
“保管那些在统一后可能被销毁，遗忘，边缘化的东德遗产。”
截至1989年6月，柏林墙倒塌前五个月。
327名东德顶尖科学家签署“长期交流协议”，其中112人已携家属抵达九黎。
包括：耶拿光学研究所的镜头镀膜专家团队（9人），德累斯顿半导体实验室的核心工程师（14人），东德科学院古生物研究组（5人，带走全部化石标本）。
“卡尔·蔡司·耶拿”的军用光学生产线关键设备已拆解装箱，等待运输。
东德独特的彩色胶片配方及生产设备被秘密购买。
德累斯顿计算机公司的源代码和设计文档全部复制。
东德国家电影资料馆的247部电影母带完成数字化备份，副本运往九黎。
东德七十年全部人口普查数据，经济统计，社会调查原始问卷被复制。
东德教育改革，医疗保障，儿体系的完整档案完成收集。
所有行动都在“学术合作”“文化交流”“技术转让”的合法外衣下进行。
东德当局部分官员被收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也需要为统一后的自己准备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