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8月，坎大哈，罂粟种植的核心区。
这里的逻辑更残酷：一公顷罂粟的收益是小麦的50倍。
对于挣扎在生存线的农民，没有道德选择题，只有算术题。
九黎团队带来了不一样的算术。
在坎大哈南部的村庄，试点项目启动：
方案A（针对已种罂粟的农民）：
九黎以市场价收购当年已收获的胶液，但必须签署承诺：明年改种指定作物。
收购的胶液不销毁，而是运回九黎，用于合法医疗用途。
方案B（针对愿意直接转型的农民）：
签署五年期“替代作物合同”，改种：开心果，甘草，黄芪等，九黎公司统一采购和销售。
当然也可以选择种植温室蔬菜，九黎提供大棚技术和冷链运输，销往中亚城市。
对于这些农民，九黎提供第一年全额生活补贴。
免费种子，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价。
子女教育补贴：每户有一个孩子上学，每月额外补助。
用影响下一代的方式，逐渐杜绝种植罂粟的想法。
同时参与项目的村庄需组成“转型委员会”，互相监督。。
若某户偷偷复种，全村的收购价将下降5%。
若全村无复种，年终每户可获得额外奖金。
利用集体压力遏制个体投机。
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拉赫曼村。
长老古尔·阿迦算了一笔账：
“种罂粟，今年能赚5000美元，但整日提心吊胆，年轻人被贩子带走，村子成了战场。”
“种开心果，前四年每年只有2000美元补贴，但第五年开始，每年稳定收入8000美元以上，还能传给孙子。”
“更重要的是，”他看着林振山带来的照片，九黎西亚的开心果种植园，农民在树下喝茶聊天，“那样的日子，才叫生活。”
89年秋，拉赫曼村300公顷罂粟田被铲平，种下了第一批开心果树苗。
九黎的技术员驻村指导，九黎士兵（以“农业安保公司”名义）在周边巡逻，防止毒品贩子报复。
89年10月，随着基层试点推进，九黎开始构建国家层面的框架。
1.设立阿富汗重建与发展基金。
初始资本：九黎出资5亿美元，邀请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共同出资，总规模15亿美元。
向地方政府，合作社，私营企业进行贷款。
主要投资交通，农产品加工领域。
2.设立阿富汗特产交易中心。
对阿富汗特产进行统一质检，分级定价，集中拍卖。
并且，所有经该中心交易的货物，享受九黎及南方共同体国家关税减免。
3.跨境基础设施项目。
修建“兴都库什走廊”公路，连接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九黎边境，修复苏联时期修建但已破损的道路。
在主要产区建设20座微型水电站，解决加工厂电力需求。
4.教育医疗嵌入。
在每个特产采购合同区，配套建设：“订单小学”。
子女入学率达标，该村收购价上浮2%。
“合作诊所”：九黎派遣医疗队巡回诊疗，药品以特产抵扣。
“技术夜校”：教授种植加工技术，基础汉语，国际贸易知识。
纳吉布拉政府的态度从警惕转为合作：
九黎不寻求推翻他，反而通过他协调各派，因为只有中央政府能签署国际协议，让九黎的投资获得法律保障。
作为回报，九黎将部分采购订单的“管理费”（3%）支付给中央政府，缓解其财政崩溃。
中央政府获得生存资金，地方势力获得经济收入，九黎获得安全环境，百姓获得生计。
所有人都有所得，于是所有人都愿意维持这个脆弱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