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上是教育软件，但内容让米哈伊尔震撼。
软件里，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历史文明视角：以罗马视角看蛮族入侵，以蒙古视角看丝绸之路，以明朝视角看郑和下西洋。
每个文明都有其逻辑，其辉煌，其局限。
没有简单的“进步与反动”，只有不同环境下的选择与适应。
“看这里，”米哈伊尔指着乌克兰哥萨克的条目，“软件说，哥萨克体制是游牧传统，斯拉夫村社制度和边疆环境的独特融合。”
“而我们课本里，哥萨克只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工具或反抗波兰地主的农民起义军，典型的非黑即白。”
同学低声说：“我叔叔在敖德萨港工作，他说九黎的货船上有好多书，都是我们这里看不到的。”
“有关于草原帝国的，有关于拜占庭艺术的，有关于乌克兰哥萨克的历史专著……”
“都是九黎学者写的。”
“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我们的历史？”
“也许因为他们觉得，所有文明都值得研究。”
那一刻，米哈伊尔感到一种认知的颠覆。
在苏联的叙事里，历史是单线的。
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但在《文明编年史》里，历史是网状的，文明是多元的，没有哪个必然代表“未来”。
这种思想一旦萌芽，就再难根除。
……
大西洋彼岸，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二十岁的大卫·米勒坐在学生宿舍地板上，墙上贴着切·格瓦拉的海报。
但这张海报旁边，新增了一张《巽他公主》的电影海报。
还有一张九黎乐队朱雀的巡演日程表。
他的灵猴掌机正在充电，旁边散落着几盘九黎电影录像带：《敦煌之梦》《雨林传说》《沙漠商旅》。
“这就是文化共产主义，”大卫对室友说，“不是苏联那种宣传口号，而是真正的多元文化共生。”
“你看九黎的电影，他们不试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而是帮每个文化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室友从电脑前抬头：“但你得承认，这一切都建立在九黎的技术和资本之上。”
“他们提供摄像机，特效软件，发行渠道。”
“这难道不是新形式的文化殖民？”
“区别在于，他们允许本地人掌握话语权。”
他打开一个网站：“九黎的世界音乐数字图书馆，所有采样免费提供给南方共同体的音乐人。”
“而在美国，如果你用一个非洲鼓的采样，得先付版权费给某个坐在纽约的唱片公司，即使那个鼓点已经流传了千年。”
大卫不是特例。
在伯克利，在哈佛，在密歇根大学，一股“九黎文化热”在人文社科学生中蔓延。
他们厌倦了里根时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
九黎展示的图景，一个技术上先进，但文化上多元，尊重传统，强调共生的未来，击中了他们的精神渴求。
更吸引他们的是九黎的“共同体”理念。
不是美式霸权下的“自由世界”，也不是苏联式僵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是一个承认差异，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网络。
“这可能是第三条路，”大卫在校园报纸的文章中写道，“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文明共生的生态学模式。”
文章在校内引发热议，也引来了FBI的约谈。
在反共意识形态仍根深蒂固的美国，任何对非西方模式的正面评价都容易被打上“颠覆”标签。
但越是压制，好奇心越盛。
……
开罗。
二十五岁的美国青年艾伦·卡特站在吉萨金字塔前。
但他没看金字塔，而是低头在女娲手机上查看一款叫《法老之谜》的九黎—埃及合作游戏的攻略。
游戏里，玩家扮演考古学家，解谜涉及古埃及神话，天文学，建筑学，所有细节都经过埃及学者审核。
“这款游戏让我对古埃及的理解，超过了大学里任何一门课。”
艾伦对身边的德国背包客说，“而且它是在开罗的工作室开发的，用的是九黎的引擎。”
艾伦是典型的“精神朝圣者”。
他毕业于普林斯顿政治学系，原本该去华尔街或国会山。
但他选择了间隔年（大概类似于停薪留职，留下一个窗口期做自己的事情），用两年时间游历南方经济共同体国家。
他一路用九黎的共同体旅行攻略找民宿，搭顺风车，用“南方文化交流”平台联系本地向导。
在苏门答腊他参加了《巽他公主》的拍摄地旅游项目，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
在巴西，他在亚马逊雨林保护站做志愿者，用的通讯设备是九黎捐赠的卫星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