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下午四点开始下的。
一开始只是零星的雨点，砸在车窗上发出噼啪的响声，像有人在用指甲轻轻敲击玻璃。等到六点，雨势骤然加大，整座镇江城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幕里。
楼明之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楼下那条积了半尺深水的巷子发呆。
这是他第三次看这条巷子。
不是因为风景好。这城中村的巷子，两边是贴满小广告的墙，墙角堆着发臭的垃圾，几只野猫在雨里缩着脖子，狼狈地从一个屋檐窜到另一个屋檐。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
但他还是在看。
因为没事干。
被革职第三十七天，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醒，洗漱，下楼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回来吃完，然后坐在这扇窗前，看到天黑。
中间偶尔出去一趟，去人才市场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招人的。招保安的挺多，但人家一看他的简历，就摆手。
“前刑侦队长？我们这小庙供不起。”
招司机的也有，开网约车嘛，谁都能干。但人家要三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证明，他倒是有，但他那辆破桑塔纳已经开了十五年，尾气排放不合格，上不了路。
招啥啥不行。
三十七天了，他投了六十七份简历，接到三个电话。一个是卖保险的，一个是推销墓地的，一个是电信诈骗。
窗外一道闪电劈下来，照亮了半边天。
楼明之收回目光，转身走回屋里。
这间出租屋不大，十五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塞得满满当当。墙上贴着旧报纸，报纸都发黄了，边角翘起来，露出底下发霉的墙皮。屋顶有一块漏水，他用脸盆接着，水滴落进去，发出单调的叮咚声。
他在椅子上坐下，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没写寄件人，只有他的名字和地址，字是打印的，整整齐齐，像是公函。
这已经是第四封了。
第一封是他被革职后第五天收到的，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具尸体，男的，四十来岁，躺在一条巷子里，胸口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形状奇怪，像是被什么特殊兵器刺的。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陈建国，四十三岁，镇江市搬运工，死于1999年6月17日。
第二封是他收到第一封后第十天寄来的，又是一张照片。另一个死者，也是男的，三十五六岁，倒在一条河边，胸口的伤口和陈建国一模一样。背面写着：王德发，三十五岁，镇江市渔民，死于1999年6月19日。
第三封是两周前，三张照片。三个死者，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年龄都在三十到四十之间，死状一致，地点不同，时间集中在1999年6月20日到22日。
加上这第四封，一共七张照片。
七个人。
七天。
1999年6月17日到23日，镇江连续发生七起命案，死者都是普通人，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互相之间没有关联。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的死法——胸口那道奇怪的伤口。
楼明之翻过第四封里的照片，看背面的字。
“刘翠花，三十八岁，镇江市纺织厂女工，死于1999年6月23日。”
他把照片放在桌上，和其他六张排成一排。
七张脸，七种表情，都定格在死亡的那一刻。
这些案子他查过。
在他还是刑侦队长的时候，他就翻过档案室的旧案卷。1999年的这七起命案，当时被定性为连环杀人案，但查了三个月，毫无头绪，凶手像是凭空消失了，从此再没犯案。最后案子成了悬案，归档，落灰，被人遗忘。
没有人知道这七个人为什么死，怎么死，死在谁手里。
楼明之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那个寄照片的人，希望他知道。
窗外又一道闪电，紧接着是滚滚雷声，震得窗户嗡嗡响。
楼明之站起来，走到窗前。
雨更大了，巷子里的水已经淹到小腿，有人骑着电动车经过，车轮激起的水花溅到墙上。那人骂了一声，加足马力冲过去，消失在雨幕里。
楼明之盯着那条巷子。
突然，他的目光定住了。
巷子尽头，有一个人影正朝这边走过来。
那人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根本不在意这瓢泼大雨。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雨衣，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楼明之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窗框。
那人走到他楼下，停住了。
然后抬起头，朝他的窗户看过来。
隔着三层楼的距离，隔着密密麻麻的雨线，楼明之看不清那个人的五官，只能看到一张模糊的脸，和一个若有若无的轮廓。
那人看了他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很快消失在巷子拐角。
楼明之站在窗前，一动不动。
雨还在下，雷还在响，脸盆里的水滴还在叮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