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怎么办？”
徐宗衍想了想：“去找几个农民出身的文人，让他们写，用农民的话，说启蒙会的道理。”
秘书愣了：“农民出身的文人？”
“上过大学、读过书、现在在学界有地位的，祖上是农民的，多的是，让他们写，署名用真名，就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文章要写得通俗，不能太学术。”
“是。”
三天后，一批新文章出现在各大报刊上。
一位名叫陈树生的社会学教授，在《红袍美地评论》发表长文《农民组织化的路径选择》。
文章说，他父亲就是农民，他从小在田埂上长大，所以他比谁都了解农民。
文章先肯定赵老栓“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然后话锋一转：“但投票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谁嗓门大谁就有理。投票需要信息、需要判断、需要长远眼光。
目前的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判断依据，仓促推行普选，很容易被地方豪强利用。”
文章最后建议：“农会可以先做经济合作，等农民的组织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后，再逐步赋予政治权利。”
写得比之前的文章软多了，可意思没变，那就是农民现在还不配。
魏昶君在闽南县读到陈树生的文章时，正坐在一辆开往广府州的火车上。
广府州，就是后世的加利福尼亚。
这里华人多，白人也多，是红袍美地西部最富庶的农业区。
闽南县是广府州中央谷地的一个县，盛产柑橘和葡萄。
火车上，李满囤把陈树生的文章读给魏昶君听。
读完魏昶君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
那些田野里，有华人在摘葡萄，有白人在收柑橘，有西人在挖水渠。
“满囤，”魏昶君开口了，“你说，那个陈树生，他爸真是农民吗？”
李满囤想了想：“应该是真的吧，不然他也不敢这么写。”
“他爸是农民，可他呢？他多久没下地了？他一年挣多少？他住什么地方？”
李满囤答不上来。
魏昶君说：“你去帮我办件事，让农会的人去查查，这个陈树生，跟他老家那个村子，还有没有联系，他爸当年种的地，现在归谁了。”
李满囤应了一声，记下了。
“还有！”魏昶君又说，“你帮我拟个稿，我要在闽南县讲话！
火车到闽南县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了。
站台上挤满了人。
有穿短褂的华人，有戴宽檐帽的白人，有披着披肩的墨妇人。
他们举着各式各样的牌子，上面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写着“欢迎里长”、“农会万岁”、“农民要说话”。
魏昶君走下车厢，人群就沸腾了。
“里长！里长！”
“里长，我们等您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