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只剩下被岁月和现实磨蚀出的、相似的疲惫与沉重。
“当年，我们提着脑袋造反，跟崇祯斗，跟鞑子斗，跟那些藩王、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斗......”
魏昶君的声音似乎飘远了些，仿佛回到了那个金戈铁马、血气贲张的年代。
“我们斗的是什么？斗的是他们抢！抢百姓的田，抢百姓的粮，抢百姓的儿女，抢百姓的活路！他们明抢，暗夺，巧取豪夺，敲骨吸髓，所以我们恨，百姓也恨，恨到骨子里，恨到活不下去，只能跟着我们，把天捅个窟窿！”
他的语气渐渐激动起来，干瘦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炕席的边缘，指节发白。
但很快，那激动又像潮水般退去，只剩下更深的疲惫和一种冰冷的洞察。
“可你们看现在，看这一路。”
魏昶君的目光重新聚焦，落在跳动的灯火上，仿佛那火光里燃烧着北直隶矿工手里的粗粮饼，济南河滩上颤抖的窝棚，郑州桥下小役工流出的血，陈留老农手里缺口碗中那点可怜的口粮。
“他们还用抢吗？”
他微微抬起头，看着自己的老兄弟们，眼神锐利得不像一个九十岁的老人。
“他们不抢，不夺，他们甚至不骂，不杀，他们比我们当年那批对手，聪明得多，也厉害得多。”
“他们只做三件事。”
魏昶君伸出三根枯瘦的手指，一根一根，缓缓屈下。
“第一，修大家离不开的桥。”
他屈下第一根手指。
“郑州那座桥，你们看见了，十二里长，横跨黄河，天下第一，有了它，南北货运，快了何止十倍百倍？商旅便利，货殖流通，兵员粮草调动，朝发夕至，这桥，该不该修？该！”
“天下人都说该！谁不想要这么一座桥？”
“可这桥谁修的？启蒙会。”
“谁主持的？启蒙会。”
“谁的名字会刻在桥头的碑上？启蒙会，还有他们笼络的‘有识之士’、‘实业家’。”
“百年之后，人们只会记得，是启蒙会，修了这座利国利民的桥。”
“至于修桥时，征了谁的地，欠了谁的补偿，累死了多少役工，耽误了谁的生计......不重要了。”
“桥在，功就在，这就是阳谋，堂堂正正，让你骂都找不到地方下嘴。”
“第二，定大家绕不开的规矩。”
第二根手指屈下。
“《民间资本促进条例》、《工矿管理细则》、《田亩管理暂行条例》、《劳动新章》......厚厚的一本本，一条条，一款款，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用工，要有合同，白纸黑字，双方画押。”
“买卖土地，要按章程，评估作价，官府备案。”
“开矿办厂，要守安全，要交税款，要符环保......听着，哪一条不对？哪一条不是正理？”
“可这些规矩，是谁定的？是那些读过洋书、懂得‘经济’、‘法理’的‘新派’人物定的，是那些背后站着大工坊、大商行、大银行的人帮着定的。”
“规矩定好了，就像一张大网，网眼大小，刚好能让小鱼小虾漏过去，饿不死，也长不大。”
“而真正的大鱼，却能在网里游刃有余，甚至把这网，当成圈养鱼虾的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