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子，从来都拥有比别人不同的特权，这是从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形成的惯例。
可是到了宋朝，这份特权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
作为以造反起家，对军人一直充满警戒心的宋太祖，选择了以文制武的策略，并且将文人的地位提高许多。
宋不杀士，就是一个最直观的证明。
倒不是说后世谣传那般，说太祖留下祖训和圣碑说不能杀士大夫。
而是整个宋朝，逐渐形成的政治惯例。
这政治惯例的形成，是北宋政府过度抬高了文人的地位造成，一开始也许没有这种说法。
但随著文人逐渐的宣传，也变成了一种默契。
可是这份默契，真的就是一种铁律，国本？
吴哗其实持有怀疑的态度，但吴哗敢相信，如果有人动了这个默契，一定会遭遇到极大的反弹。
而他希望的是，至少赵佶能够动一动这个惯例。
任何东西都逃不过一个物极必反四个字。
北宋重文，所以造就了北宋的政治生态稳定，政风开放，科技繁荣等等优点，但经过百年的发展，重文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党争不说，军队战力差不说。
就是因为官员一般拥有了「免死金牌」，所以贪腐问题基本没有解决的可能。
你就算掏空国库，最后也不过是一个贬官的下场，这对于朝廷而言，就是威慑不足。
其实走到政和年间这个关口，吴哗觉得有些惯例，至少要动一动了。
但历代宋朝的皇帝，早就对这种事形成路径依赖了，他们没有任何主观上的想法动一动这个规矩。
但赵佶可能成为这个例外。
反正这货底色就是昏君一个，昏君多背负一个骂名也无所谓。
在吴晔看来，士大夫阶层走到北宋这个关口，已经到了不整顿不行的时候了O
至少这个官场，有必要杀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