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5日，松山机场。
晨雾尚未散尽，候机大厅的水磨石地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林默涵站在落地窗前，双手插在米色风衣的口袋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支钢笔的笔帽。跑道上，一架DC-4型客机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检查，螺旋桨搅动着潮湿的空气，发出低沉的嗡鸣。这是当天最后一班飞往香港的航班，也是他潜伏三年后唯一的通行证。
"林先生，江一苇出来了。"
苏曼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她今天穿了件藏青色的呢子外套，领口翻出一圈雪白的毛领，看起来像个来送丈夫出差的温婉妻子。但林默涵注意到，她的右手始终揣在外套口袋里——那里藏着那把勃朗宁手枪。
林默涵没有回头，只是微微侧了侧脸，从玻璃的反射中看见江一苇从贵宾通道走出来。他今天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左手提着公文包，右手正在整理袖扣。动作从容，步伐稳健，但林默涵熟悉这个人的每一个细节——江一苇的右手食指正在以极低的频率敲击公文包的金属扣，每三秒一次。那是他们约定的"情报已就绪"的信号。
"他是一个人吗？"林默涵低声问。
"是的，没有看到魏正宏的人。"苏曼卿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但外面停了两辆吉普车，车牌是军情局的。"
林默涵的瞳孔微微收缩。他已经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这个场景——接过情报，通过安检，登上飞机，在万米高空将情报通过无线电发出。但那两辆吉普车像两根钉子，把他所有的计划钉在了原地。
"按计划行事。"他低声说道，然后从窗前转身，迎着江一苇走去。
大厅里人来人往，有提着藤箱的富商，有抱着孩子的妇女，还有几个穿着美式夹克的年轻人——可能是美军顾问团的随员。所有人都在忙碌着自己的行程，没有人注意到两个男人即将完成的这场生死交接。
"江秘书，好巧啊。"林默涵在江一苇面前停下脚步，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惊讶笑容。
江一苇也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疲惫，几分释然。"沈老板，你也来送人？"
"是啊，送个朋友去香港。"林默涵指了指手表，"飞机快起飞了，我得赶紧过去。"
"那我不耽误你了。"江一苇说着，将公文包换到左手，与林默涵擦肩而过。
两人的肩膀轻轻碰在一起，就像拥挤的人群中再平常不过的一次接触。但就在那一瞬间，林默涵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顺着风衣内侧滑进了他的口袋——冰凉的、圆柱形的、比一节五号电池稍小。微型胶卷。
他继续往前走，心跳得像擂鼓一样，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他甚至停下来跟一个擦肩而过的旅客点了点头，仿佛只是礼貌地让路。
走到大厅西北角的立柱后面，他借着整理风衣的动作，将胶卷从口袋里取出来，塞进钢笔帽里。这支钢笔是他三年前从上海带到台湾的，笔帽内壁经过特殊改造，中空的结构刚好可以容纳一枚35毫米微型胶卷。他旋紧笔帽，将钢笔插回胸前口袋，整个过程不超过五秒钟。
"林先生，我们该登机了。"苏曼卿走过来，自然地挽住他的胳膊。她的手指在他的小臂上轻轻捏了两下——这是"一切正常"的信号。
林默涵点点头，跟着她走向安检口。松山机场的安检还不算严格，主要是检查证件和行李中是否携带违禁物品。他的证件是"陈文彬"，大稻埕颜料行的老板，去香港采购染料。这套身份文件是"青松"在三个月前帮他准备好的，连入境香港的签证都盖好了戳。
就在他即将踏上安检台的台阶时，广播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清晰而甜美：
"请沈墨先生到服务台领取您的包裹，您的朋友给您送来了一份礼物。重复一遍，请沈墨先生到服务台——"
林默涵的脚步猛地停住了。
沈墨。
这两个字像两颗子弹，穿透了他三年来的所有伪装。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沈墨"这个名字的，除了组织内部的几个人，就只剩下档案柜里那张发黄的身份登记表。魏正宏不可能知道这个名字——除非，他找到了那份档案。
他缓缓转过头，看向大厅中央的服务台。
魏正宏站在那里。